【明慧网2004年12月2日】2002年，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依然很严重。在当地，我家周围许多同修被抓，我也被列入“黑名单”，恶警几次想抓捕均未得逞。为躲避迫害，我和同修被迫离开家，谁知此一走，竟使我一家人生离死别二年半有余。在邪恶的非法关押中，我因坚定修炼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可谓九死一生，现将部分经历简单回忆如下：一、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刑事看守所
2002年3月20日，我和同修早晨7点多钟抵达大连，一同修给我挂电话说来接我。8点左右两同修将我们接到一楼群内，和我一起的同修说有人跟踪，我说“快走”，我们五人下楼后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可是还是没有甩掉跟踪的一辆黑色轿车。当我们下车分头走时，两个同修很快就被抓住，而我也被便衣警察包围。
当时警察并没有抓我，于是我先是拦了一辆出租车，后又上了一辆公交车，便衣警察一直跟着我，我在大连街头一边走一边讲真象。在公交车上，我也对满车的人说：“我是大法弟子，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造假，是谎言。”一个便衣警察看我逢人就讲，人多更讲，气急败坏的用身体撞我并拳脚相加，我就告诉人们：它是警察，可它却不敢承认自己是警察。它竟然掏出100元钱来污辱我，我大声的说：“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而你顶着国徽，却竟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连自己是警察都不敢承认。”
就这样我在大连的街头走了两个多小时，邪恶也觉得再耗下去无意思了，一个年轻的警察就主动和我说话，那警察的上司来了电话，让他征求我的意见去哪，我说：“回家－沈阳”。
到了车站，我买了客车票，看了一眼等车的，我什么都明白了，有三分之二是跟我回沈阳的警察，于是我拿着票跟检票员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没有身份证，车票也是警察买的。”那小伙用诧异的眼光看我，喊人去报告车站治安派出所。就这样我被带到车站派出所。
11点多钟来了两辆轿车一台面包车，车上的人戒备森严。我指着外面的秘密警察问：“他们是不是警察？”连派出所的人都一口否认说不是警察。我说：“那好，我现在正式向你们报案，2002年3月20日早8点多钟，在大连火车站有三个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你在笔录上给我写上。”他们只好写上。
3月20日上午11点半左右，我被带至大连刑事看守所，它们没有让我進监室，而是直接审讯，让我坐上了审讯犯人的铁椅子，铐上了我的双手。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它们用凉水从我的头上浇下来，直至下半夜2点多钟。三月份东北还在下雪，我只穿了一身衬衣衬裤，凉水顺着我的脊梁骨流下来。我有些抽搐，并咳了许多血。这时审我的人开始过来摸我的脉搏，后来又有人来摸说：“摸不着脉了。”它们慌忙将我关入监室。
清晨4点多钟，我发正念，两次都想冲出关我的铁门，但都没有成功。3月21日这一天，我昏睡一天没吃东西。3月22日早晨，管教来了，把我叫出去问话，我只告诉它我无辜被抓，别的我一概拒绝回答。它让我回来了，不一会又叫我出去，我才知道要给我灌食，我开始高喊：“法轮大法好。”后来七个男杂役和四个女杂役十一个人把我从二楼拖至四楼，强行按住我，将鼻管插向我的咽喉。第一次，食管被我拽出，第二次被我咬碎吐出，第三次它们说下去了，我觉得胃里一热，起来后它们又强行给我戴上脚镣、手铐，强行给我“定位”。四天四宿我不能站，不能蹲，不能躺，更不敢吃饭，喝水，因为我动弹不得，不能上厕所。
3月26日早上九点多钟，管教给我打开脚镣，说是沈阳来人提审我。1999年10月我在北京天安门被抓后，因我将我的经历发表在明慧网上，曾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一年，关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市局的一些警察认识我。
二、沈阳国安警察威胁恐吓
两天以后，大连警方将我交给沈阳来的人，并让我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车上两男一女，后知男的一个叫张松，一个叫韩致，女的叫常建平。它们把我的一只手铐在车上，一只与女警常建平铐在一切。
坐好以后，前面的警察开始问我：“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答“是警察”，他说：“确切的说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是专门审讯间谍的，你知道什么是间谍吗？”我说：“在电视上看过”。他又说：“这回十八般酷刑让你尝尝”。见我没反应又说：“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想费事了，没看大连给开的释放票吗？坑已经给你挖好了，就把你活埋在这就完事了”。我心里坦坦荡荡笑着告诉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生是大法弟子，死亦是大法弟子”。他说：“真硬，一点不怕，埋了你太便宜了，干脆把你从山崖上推下去，让鲨鱼一口一口吃了你算了。”我说：“说你们邪恶，你们不承认，听听你们的语气。我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一切神在看着，我师父在看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想把我怎么样？你们说了也不算，这个宇宙中能管我的只有我师父。”他们又说：“你等着，等到沈阳看不扒了你这身皮。”
车一進苏家屯我心里多少有点怕。我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这个宇宙能管我的只有师尊，其它任何生命都无权支配我、迫害我、折磨我。这时叫韩致的警察接到局长的指示，将我直接送入沈阳市看守所。
三、在沈阳市看守所和沈阳安康医院（戒毒所）的经历
在看守所里，我不能消极承受邪恶的迫害，五天以后，我开始绝食，两天以后由于我绝食并伴有吐血，我与几个绝食十几天的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送到沈阳安康医院也就是位于四台子的戒毒所。当时戒毒所可谓邪恶至极，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一开始是送到大北监管医院的，现在有的也被送到这里。有一次，我发正念一个姓富的管教走过来，见我没把手放下来，就暴跳如雷喊我出来，问我：“这里不让炼功，你知道不知道？”还说我是“反革命”，我对它说：“什么是反革命？别人想要你的命，你反过来不想让人要你的命，就是反革命了？”管教说：“天哪，你快回去吧。”
有一天，我又吐血，一位男医生来了，我就跟他讲真象，这时从沈阳市看守所新调来的女院长张简玲走过来，大声的冲我喊：“讲什么呢？动静这么大，你给我出来。”我起身走到门口，她突然伸手给我两拳，我当即问：“为什么打我？”她竟说：“这也叫打人哪？”我说：“以后你不许随便打法轮功学员”，她气急败坏的喊其它管教拿来手铐，并强行将我铐上。然后从一室将我调至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四室。
被关入戒毒所以后，我们已经开始吃饭了。而现在我又开始绝食抗议，四天以后管教才给我打开手铐。这时沈阳市看守所又送来一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先一批吃饭的学员被接走了。这批学员有：吴艳萍、孙卓、肖桂芹。五所送来的苏丽、再加上我和荆采、张丽娟，我们都在绝食抗议，其中因拒绝扎点滴被迫害最严重的吴艳萍被铐成大字，双臂被扎得铁青，在一次灌食中昏迷不醒，抢救了半宿，恶警怕担责任第二天把她放回家。
沈阳市安康医院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两天灌一回食，每一次灌食都是由院长谢晓宾和罗主任亲自领着灌。给我灌食那次是在我绝食绝水六天以后，强行把我按在床上，将管子从鼻孔插入，我感到喘不上来气，我将鼻管拽了出来，上面沾满了鲜血。它们又从另一鼻孔将管子强行插入，我感觉窒息，而且非常痛苦。我又将鼻管拽出，上面还是沾满了鲜血。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给我灌食用的鼻管竟是日常用来扎点滴时用的止血带，很粗，头全是锋利的毛茬。
在这期间，市局的张松、常建平曾多次提审我，有一次它们拿出打印的一人多高的电话号码，问我都是谁的电话，我说：“我是做生意的，都是客户的。”它们让我交代都干了什么？我问：“既然你们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为什么抓我？”它们又问：“你去大连干什么去了？”我答：“旅游”。后来它们对我说：“吕嫦靓，我们没有你证据，但也一定要把你押死在里面。”我说：“我知道你们邪恶，2000年你们抓我的时候，竟然将我一女人关進于洪区福利院专门停尸的太平间，长达38天。三月份的冷天，太平间的窗户有一扇没有玻璃，盖的铺的都是沾满人将死时排泄物的垃圾棉，你们人性何在？你们害了那么多人，迫害死了那么多法轮功学员，拆散了那么多无辜的家庭！究竟谁在扰乱公共秩序？究竟谁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你们今天无辜的抓我，我的家人会怎么想？我的亲戚朋友会怎么想？你们就不怕失去民心吗？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敢视民心如此而不顾？可笑、可悲呀！”它们无话可说，草草收场。
后来又警察提审我，是皇姑区三台子派出所的四个人，给我念“劳动教养决定书”，以“聚集”为由，非法判我二年半劳动教养。我拒绝签字，并责问他们：“我什么时候聚集了？我只不过是在一个所谓转化的人家里，无意碰到了陈秀等几个人，说了一会话，我就犯罪了？你们真是不讲理，也目中无法，你们这是知法犯法。”2002年4月30日，他们又来了。并将我送往沈阳市龙山劳动教养院，但龙山教养院的医生说我绝食绝水已造成心跳一百六十多次，伴有酸钾中毒，我又被送回戒毒所。我继续绝食，当谢晓宾、罗姓主任再来给我灌食时，那些犯人都帮我说话。
2002年5月10日，我开始進食。5月14日，它们警察把我调入传染病病房，那里关的是大北监狱都不收的肝炎和梅毒患者。5月15日，我又开始绝食抗议，同时绝食的还有苏丽和王晓燕，我们要求见院长。张简玲把我叫了出去，我问她：“为什么将法轮功学员关進传染病病房？”她说：“肝炎和梅毒不传染。”我问：“不传染？不传染为什么大北监狱不要？你们怎么这么草菅人命。”她煞有介事的拿出一本小册子说：“你看看，这上面关于性病和艾滋病的宣传，写着呢不传染。”我接过来，翻到性病的传播途径那一节说：“听着，我给你念。”我念几句，她慌忙让身边的警察将我手中的小册子抢回去，撕掉那一节，又扔给我。我只觉得她像小丑在表演。
我告诉她：“你们不给我们调房，我们会绝食到底。”第二天，谢晓宾来了，也说不传染，并且说他曾拿犯人做过实验。我问：“你是不是也拿我们做实验，也把我们当成了实验品。不传染，国家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力度预防肝炎、性病的传播？这些人为什么大北监狱不要？你们这是对我们的迫害，侵犯我们的人权，我们会告你们的。”谢晓宾无言以对，转身走了。在我们的据理力争下，5月18日不得不将我们调回一室，我们才彻底结束绝食。6月1日我回到市看守所。
四、在沈阳市龙山教养院为坚持信仰所遭受的非人迫害
6月4日我被绑架至沈阳市龙山教养院，先是把我送入二大队，恶警队长唐玉宝问了我几句话，又将我交给一大队的警察段海英，她将我带入铁门内，并当即叫来了几个人指示做我的“转化工作”。它们每天让我凌晨3点半以后睡觉，到了第四天，我看它们也没什么可讲的了，那一天，段海英来了，她是一大队专管法轮功学员的中队长，她对我说：你是不是太自私了，你为了修成佛道神连家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老人也不要了，修这来了。我说：“不对。第一：我不是修这来的，我是被非法绑架来的，来的当天我就把‘复议申请’交给杨敏，她当时就告诉我法轮功不给复议，可见法律对我们多么不公平，如果我不被抓来在家是贤妻良母、也是我双亲的好女儿，这一点，我的邻居、同事都可以替我作证。第二：坚持真理怎么算自私，法轮功学员的付出，是为了全宇宙的众生。”
段海英当时用惊异的眼光看看我，对“帮教”说“继续谈吧”，然后起身走了。我指出“帮教”的邪悟之处，最后说：“法就是法，他造就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宇宙中一切不符合法的生命、背离大法的结局就是被淘汰。”一番话使在场的人沉默了许久，接下来对我的转化变成了我讲给她们听。就这样我每天都在讲，凌晨3点多才睡觉。17天以后队长杨敏和段海英来了，让我收拾东西，段海英说：“吕嫦靓，你的问题没解决，你把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给你换个地方吧。”我知道给我做转化的人中有人开始声明坚定修炼。
6月22日，我被龙山教养院警察送至沈阳市张士教养院邪恶的洗脑班，到了张士洗脑班，东西刚放好，就来了几个人，指责我自私，还说邪悟的东西，我正色道：这些话出自学过大法的人的口，我真替你们难过。我也有过邪悟的经历，当我冷静的学法思考，发现恰恰是自己的执著、变异的观念，才造成的邪悟。甚至被带动的去欺骗别人的时候都不知脸红。你们现在也是一样，你们拍拍自己的良心，你们说的和心里想的一样吗？明明是想多减期早回家，嘴上却唱高调。我不！我就认为自己无罪，要求无罪释放。心里这么想，嘴里就这么说。”警察史凤友看见许多人围着门口，听我大声揭露它们的谎言，吓得赶紧告诉“帮教”：快都回去。并布置犹大们不做我的转化工作，命令将我和夏玉兰等三名法轮功学员“冷处理”。所谓“冷处理”，就是将我们各自关在小屋里，找两女一男三个转化彻底的人看着，连上厕所也得跟着，禁止我们与别人接触和说话。但是尽管如此，人心是挡不住的，有些学员利用吃饭、唱歌、洗漱、借东西等各种理由与我们接触，听我们讲道理，我也利用一切条件多发正念，帮他们从邪悟中走出来。
十天以后，从外地回来一批出去做转化工作的犹大，史凤友安排了几个认为是心腹、能行的人做我的工作，他们来了以后，不跟我谈别的，就是骂我，用极尽恶毒的语言。我知道它们邪恶至极，想用这些恶毒的语言刺激我，让我生气、失控，从而达到它们的目地。我一语不发，告诉自己要祥和，最后他们没什么说的了，问我：“你怎么不说话？”我说：“我只不过是看一群不知好歹的小丑在表演滑稽的闹剧，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又说：这招对她不好使。为首的一个叫刘少信的犹大找史凤友汇报我的情况，史凤友告诉他们：别做了，继续冷处理吧。几天以后，张士“帮教团”里开始发生变化，有几个学员向史凤友交了坚定修炼的声明，暗地里还有些学员跟我说也明白了。
7月16日，龙山教养院来人将我们接回龙山，我被分到普教队，由犯人包夹24小时看着我。第二天，我找杨敏跟说：我们住的两床中间是角铁，我加铺在中间，没有被褥，没法睡觉。她说：“没有被褥，克服吧。”我知道是在刁难我。每天清晨我的后背都有两道角铁的深深痕迹。后来可能是杨敏看迫害的太明显，影响太大，一个多月以后才给我一条褥子。这时候我才知道和我同室的还有三个不转化的大法弟子：陈玉凤、董梅、李凤玲。我来时队长杨敏曾骗我说，龙山一个不转化的也没有。事实证明，杨敏尽说假话、满嘴谎言。后来它曾把付艳玲当沙袋，踢得遍体鳞伤，好长时间付艳玲都得拖着腿走路。
天气开始变寒，转眼進入十月份，这时普教犯人发现我咳血，就报告警察，因怕是传染病，警察就带我去胸科医院拍了一张CT，但大夫说我不象肺结核。这次需要我家属拿钱，所以我才在被抓半年以后，在医院看见了我的父亲、姐姐和姐夫。就在我身体检查并未确诊的情况下，它们把我带回龙山。
第二天把我调到二大队，交给恶警唐玉宝。唐玉宝对我说：“你吐血不是什么病，没事。”并叫来犹大王威、魏佩媛，一边骂她们一边说：“不转化，有办法。不行就给我打！打死我负责！二十四小时不许睡觉，给我看着。什么时候转化了，什么时候睡觉！”
两个犹大将我锁入号里，并将我安排在“储藏室”内洗脑，这时有一些学员告诉我：要有思想准备，不转化的唐玉宝挨个打。我说：“我不会挨打。”她们不信。我说：“我就相信我师父，我的事我师父说了算，唐玉宝是什么？一个流氓警察，根本就不与我在一个境界上，它怎么能够得着我呢？”这一次，我没有听犹大讲，我责问王威、魏佩媛等人：“王红是不是被关在你们二大队？她在的时候你们怎么对待她的？你们在她长期不让睡觉、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又将她身体捆上，一天一宿，造成她心肾衰竭，回家就死了。当时你们都有谁在场？我告诉你们，迫害死一个大法弟子罪恶滔天，你们欠下的你们就得还。”
我的声音很大，有许多学员借各种机会，甚至半夜也到储藏室听我讲。也有的学员用变异掩盖的想法劝我说：应该用智慧，不能与它们硬顶等等。我说：“我不象那样理解智慧，智慧是在不断的按法去做修正自己，不断提高法理的理解程度，不断的突破旧势力的安排而产生的。你突破的越多，对师父的大法理解的越多，悟到的越多，你的智慧越大，智慧是层次的体现。而你所说的智慧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人的圆滑、投机取巧，加上对执著心的掩盖，我不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
三天以后，唐玉宝召开在二大队开会，在会上唐玉宝说：“吕嫦靓才来三天，你看你们什么都出来了，告诉你们，不怕你们反弹，不怕你们不转化，有的是招！龙山死了两个了（指王红和王秀媛）我唐玉宝照样当大队长！不转化的签捕，别的教养院早就有例子了。”开完会唐玉宝将我安排到一楼，找了五个人看着我，给我规定：每天凌晨5点让我上床休息半个小时，其他时间一律不许闭眼睛。
我这已经是第四天没睡觉了，当时咳血已经非常严重，我的后背经常痛，常伴有开锅时冒泡的感觉，我把手巾弄湿坐在小板凳上，困了就站起来转一圈，擦擦眼睛然后再坐那。
有一个转化的人，后来对我说：你的转化工作我不能做了。从此以后，不再张罗给我做转化工作了。只是看着我，不让睡觉。我心里明白，邪恶想利用我咳血、身体虚弱、再加上不让睡觉来摧垮我的意志。但是它们做不到。我有师父的法在，时刻向内找，以法为师，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七天以后，管理科警察姜玉波和队长唐玉宝来了。姜玉波见我笑呵呵的精神非常好，他阴阳怪气的说：“吕嫦靓，你太酷了！”并竖起了大拇指。唐玉宝问我：“吕嫦靓，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我比以前更坚定了。”它说：“好，给你时间”，转身走了。
我的行为感染了陪着我的学员，她们开始偷偷和我沟通，给我背师父的最新讲法，我一一背下来，其中在背《正念正行》时，她们对我说：“‘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你做到了，我们没做到。”我说：“那以后就做好。”
第十四天时，唐玉宝又来了问：“吕嫦靓，怎么样？”我笑着说：“我就是那油灯的芯，只有油干了，我才不会闪亮，但只要还有一滴油，我都会闪亮下去。”我的两个眼睛雪亮，连一点红丝都没有。我的心里也无一点惧怕之意。反倒是觉得即使永远不让我睡觉，我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是神，大法造就的生命。唐玉宝对我说：“你收拾收拾东西吧，送你回普教。”就这样经过十三个昼夜，我回到普教房。龙山教养院也死了想通过威逼、利诱、强压、摧残来转化我的那颗心。
回到普教学员中，我牢记师尊的《快讲》，给她们讲我的经历，告诉她们天安门事件是造假等等。虽然有些普教犯人被邪恶利用经常对我出口不逊，但我还是坚持讲真象。有一次，她们给我打汇报，说我总说话。段海英把我找出去，我问：“为什么不允许我说话？你们这不是侵犯人权吗？”段海英改口说：“不是不让你说话，是不让你与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说话，跟普教你爱咋唠咋唠。”我回来后，向普教说了段海英的话，当时就有犯人嘀咕：“这队长真是的，告诉我们不许她跟任何人说话，又告诉她可以说话，听谁的呀？不管了，爱咋说咋说。”
有一天，包夹人员开会，会后有普教生气的对我讲：“你总是好心眼，不管谁你都对人好，看人家怎么对你。”原来有包夹人员反映：我爱说话，管不了，难包。有一个叫毕淑华的包夹还说，应该怎么治我。毕淑华是扒窃出身、惯偷。2000年同被关在马三家教养院时，我多次帮助过她。来龙山后，我又帮她，如今在会上她却如此之言，引得许多普教愤慨不已。我给她们讲，人应该按仁、义、礼、智、信去做的道理。后来每一批的普犯特别是跟我接触过的，都知道大法好，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帮过我，我为她们欣慰。
有一次，警察召集学员看电视新闻，并要求没转化的到头前看，电视新闻中有诬陷法轮功的内容，警察李继峰（他当时是一大队大队长）要求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讨论，许多犹大满嘴胡说八道，后来非要求我表态。我严厉的说：“那电视演的明明是假的，你们看不出来吗？亏你们还学过《转法轮》，电视中这个人杀了人，还说要把他带法轮世界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个人根本就没学过大法，电视在造假。”过后我写了一篇揭露此事的文章《神的愤怒》交给了李继峰。
转眼秋天过去，冬天来了。院里揽了一批给黑加工点撕豆皮的活，那时我常常后背疼痛难忍，而警察却经常点名让我去一楼扛豆皮。一袋豆皮四十多斤，从一楼到四楼，我曾多次向队长张宁、杨敏、王宏玲提出我身体不堪重负，不去扛，它们表面答应，一转眼又点名让我去。每一次扛回来，我都要吐血，大口的吐血。即使这样，它们还是让我接着干活，只有一次王宏玲亲眼见我吐血，血量太多，我也迷糊的天旋地转，才允许我休息半天。有些普教见我这么遭罪，暗自落泪，偷偷的帮我完成任务。
由于“非典”的缘故，黑加工点的豆皮停工了。我们又开始“捻珠”，这时我的双手开始在骨节上裂口，经常能露出白骨，而当我用手捻珠时，刚刚长上一点的裂口又被撕开，经常是鲜血淋淋。有一次有个普教犯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把我拽到队长岳军跟前，让它看我的手，它让我去卫生所。回来以后，岳军表面告诉当时的组长给我找点别的活，但很快，又在警察们背后的授意下改回来了。
2003年1月27日我收到了儿子给我写的几句话：“妈妈您好，就要过年了，您又不能回家，我们家又不能团圆，我只能在信上给您拜年，祝您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今天特给您送去400元钱过年花，愿意吃什么就买点什么。不用挂念我和我爸。”这是我近一年来第一次看见儿子写给我的信，我没有落泪，但许多学员落泪了，因为她们知道我是被“严管”，自打進来从来未接见过，更没见过孩子。
有一天岳军召集开会，会上指责我们自私、不替家人着想，说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它在欺骗蒙在鼓里的普教，我应该揭穿它。第二天，我写了一篇题为《写在母亲节》的文章，并念给一室所有的学员听，告诉她们我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孩子了，不是我不见，是它们不让我见，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辜的把我抓来，还说是我自私，天理何在呀？普教犯人听了我的文章都流泪了。我也借此提出要见家属的要求，但是被岳军拒绝了，原因是我不转化。
2003年6月，法轮功学员董梅到了解教的日期，但是教养院却没有放她走，三天以后，公布了因她不转化加期三个月的决定。我想董梅在教养院里的表现有口皆碑，只因不转化就加期，于理于法都不容，如果我都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那邪恶就更加猖狂了，于是我写了一篇抗议书，在这篇文章里我大声疾呼：大法无罪、大法弟子无罪、董梅无罪！交给了杨敏。
普教的学员都替我担心，以为会收拾我或给我加期。不长时间以后，我向岳军提出要求正常接见家属，它说不行，理由还是我不转化，是“严管”。我问它为什么严管我，我来龙山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是你们院里公认的干活最快的最好的一个，我善待任何生命，我信仰法轮功，身心受益，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生意从不骗人。98年发洪水时我也成千的捐款，我甚至把厂子因我休假在家期间给我开的生活费总共七千多元都拿出来送到工会，虽然他们没收，但是我做到了。你们不是也说我心地善良、是好人吗？那为什么严管我呢？为什么不让我见家人？你们那些队长总在我面前说：吕嫦靓，你家条件还挺好的，社会就这样，这么长时间了，你丈夫肯定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你儿子也还是长身体的时候，你这当妈的不在家也够呛了，非得学坏。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明明知道有这种因素在，为什么还不让我见家人？你们是不是在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你们是不是蓄意在拆散我的家庭？然后还说我自私，把这种罪名又强加于我，我不会认同的。你们侵犯了我的人权、执法犯法。”岳军无话可说。
过了几天，岳军找我说：经过院里研究，允许我接见一次。但我的家属必须从师尊的法像上踩过。我正色道：“我要求见家属是我正当的权益，而你们却把它建立在污辱我的信仰的前提下，你们知道为了这个信仰我死都豁出去了，你们还要这样干，你们是想让我接见吗？你们是想要我的命啊。我告诉你，我不见了。”我转身就走了。当天晚上我写下了《屈下你的双膝》交给岳军。在这篇文章里我多次写下了这句话：屈下你的双膝，将我师尊的法像捧过头顶去忏悔吧。
第三天我开始绝食抗议，接着董梅、陈玉凤、夏玉兰、齐淑媛、付艳玲也都陆续为此事绝食。两天以后，它们不顾我长期吐血的事实，强行给我灌食、扎点滴，一时间我的后背如大火一般灼热，疼痛难忍。后来它们又变本加厉公然踩着我师尊的法像，给我们的脚下也铺上法像给我们灌食。岳军问我什么时候结束，我告诉它：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两个月不行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你们什么时候把法像拿起来，我就什么时候结束。我对主张踩师父法像给我们灌食的管理科警察魏敏堂说：“你们这是侵犯我们的人权，也侵犯我师父的肖像权，我会告你们的。”第九天，魏敏堂将法像全都收起来，口说它再也不管这事了。第十一天我们结束了绝食绝水。
2004年元月，我身边调换了包夹人员。她们想尽办法刁难我，正月初五那一天，在劳动现场，包夹出尔反尔并找来队长张宁撑腰，还要求我像聋哑人一样不许说话。我想长期以来它们一直以说话为由迫害我，那我就不说话抗议这种长期的软折磨，我开始闭口不说话了。它们每天都讽刺我、讥笑我。到了第十四天我开始绝食绝水，有一天，张宁逼着我去打滴流，我拒绝。它们将我铐在椅子上，然后张宁揪住我的头发，左右开弓、手掌象雨点一样落在了我的脸上。当时在场的有队长梁真、吴戈和李威，他们就那样看着我被暴打，没有一个人劝阻。
回到号里，我的双腿非常痛。我已经二十多天没说话了，七八天没吃饭喝水了。可是它们还是逼我出工干活至深夜十一二点，我拒绝出工，包夹人员在警察的授意下，竟拽住我的双腿从床上拖至门口，强行将我架到劳动现场逼我干活。第二天灌食时我的鼻孔无法下管了，又隔了两天，卫生科警察李五一强行给我下管，我开始大口咳血，连灌的玉米面糊糊也伴血吐出，从那以后才不再给我灌食。
那一段时间我一个月没说话，十六天没吃没喝。警察也认为我精神有问题了，开始张罗带我去精神病院检查，当天晚上我洗漱时头撞在了水管上。当我的家人来了以后，我的第一句话已经说不出来了，憋了很长时间才吐出两个字：“雪碧”，我的家人都落泪了。
我回到号里以后，许多普教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全都哭了，她们跟我说：“太狠了，那么对待你，我们敢怒不敢言哪。”自不说话以后，我一直拒绝参加劳动，拒绝报数，其他法轮功学员也陆续拒绝干活和报数，我曾多次找过岳军提出抗议，将我当奴隶一样的使用，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晚上十一、二点睡觉，干活慢点的经常到深夜1、2点钟，不让看电视，上厕所限时，没有娱乐活动，白天、晚上无天日的干活。上级来检查还要求学员撒谎说每天8点半就收工。哪是收工了，是拿回号里干来了，不完成任务不让睡觉。
2004年5月6日这一天，在劳动现场有人汇报说法轮功学员田秀琴和樊华传条，队长张宁、李辉、董丽军、段海英马上把田秀琴和樊华叫出，接着开始搜我们几个没转化的学员的东西，它们在吴乃英和付艳玲那里搜到了师父的最新讲法，也将我的日记本收去。那一天，院长李凤石带着管理科警察李生元、王学涛亲自电击吴乃英，电的遍体鳞伤。一大队队长王宏玲、张宁电击了付艳玲。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张宁、李辉到号里大声喊：必须完成任务，否则不许睡觉。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2004年5月7日，到劳动现场张宁就喊：谁不干活站起来。我站起来了，还有几个法轮功学员也站起来了。这时二大队长姜兆华、王吉昌也开始喊：二大队不干活的也站起来。我们陆续被叫到三楼，二大队学员去了二楼。当我被叫到办公室后，张宁问我：干不干活，我说：不干，因为我不是劳教人员。每天让我干活到深夜是对我的迫害。它说：“你跟谁叫劲哪？”最后说，你再考虑考虑。
我被带到号里，看见王欢蹲着、双手被铐在暖气管子上，脖子周围被电棍电击得通红，它们将我也吊在床上铺的栏杆上，接着佟春时、杨春华也被吊起，第三天付艳玲被吊起，又过了一天樊华也被吊起。5月12日这一天，9点多钟当学员回号里干活以后，让我们在走廊里站着。
5月13日，我被岳军叫出去，它说要收拾我。我的一只手被铐在暖气管子上，岳军手拿高压电棍，叉腿坐在我面前，张宁和杨敏站在不远处看着。岳军对我说：“吕嫦靓，五分钟我就叫你变眼神。”我说：“你看看现在这场面，我一个弱女子，而且长期吐血，蹲在这儿就这么一点儿，而你五大三粗、手里拿着电棍坐在椅子上电我，这要是拍成照片，谁看了会说你没迫害我？”岳军叫到：“你还要给我拍照片！”岳军开始电我。
其实，几天前（2004年5月7日）已经发生了高蓉蓉被电击毁容的恶性事件，龙山教养院竟然毫不收敛，也不顾我长期被精神折磨和身体已极度虚弱，还无人性的对我施以电棍电击。
电击一段时间后，岳军说：“都二十多分钟了，这高压电棍怎么不好使呢？”又电了一会，它见我不屈服，扔下电棍走了。我被带回号里吊上了。这时许多学员开始声明坚定修炼，并为我们写文章抗议，5月16日开始不再吊我们，让我们拿板凳整天在走廊里坐到深夜。我再一次向岳军提出抗议，它们经过研究，让我们十点半入监室，但不许睡觉，得等其他人干完活了才允许我们睡觉。
有一天，我找到岳军说：“你得允许我写东西，你们没有剥夺我写材料的权力。”岳军说写东西必须在它办公室写，三天以后我在岳军的监督下，写下《灭狂潮》，并要求它将这篇文章交给院部，在这篇文章中我责问：“高蓉蓉哪里去了？”为什么龙山的警察唐玉宝、姜兆华执法犯法，至今逍遥法外？”
一天我上楼干活，突然感到胸闷，周身的汗毛孔好像在排泄物质，我想窜出房顶，跺塌脚下的大楼，我控制着自己，禁不住泪流满面。它们带我去卫生所，卫生科警察张晓秋说我是“癔病”。我告诉它：如果我精神真的不好了，也是被你们迫害的。隔了不几天我又出现了这一症状。岳军问我是怎么回事，从此以后不再让我上楼干活了。
7月22日那天，我开始绝食绝水，付艳玲、佟春时也陆续绝食。8月4日我被送到位于沈阳监狱城的省监管医院，第二天医院的院长、主任查房时都来劝我吃饭，我同意吃饭，但有两个条件，第一，让我正常接见家属。第二，9月27日我从这里回家。9月21日龙山来人接我，向我保证，到期让我回家。9月27日我从龙山教养院到期回家。第二天9月28日是中国百姓的团圆节，我的家人祝我活着走出了龙山教养院这个魔窟。
我无限的感激我们的师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