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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11月15日】
说明 我叫李智，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一直坚修。从99年7.20以后至今的五年中，我经历了许多苦难和迫害。由于江氏邪恶谎言的毒害，我的许多亲朋好友都误解法轮功和我，好多都疏远了我。我珍惜一切亲情、友情，觉得有必要写出真实的经历，用真诚和善良化解误解。 这几年我的人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原因何在？也请我的亲朋好友们在抽空读过这篇文章后有所了解，我也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我在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经常把身上仅带的一点衣物和钱分给身边各种身份的人，她们中有的是我的“包夹”，也曾打过我，也曾骂过我，但我依然善待她们。好多人都觉得我们炼法轮功的人挺好的，可就是“炼法轮功”这个身份让他们敏感，其实我们很纯净。 李智
2004年9月1日 无名的承受我叫李智，今年41岁，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抚琴西路欣园小区6幢2单元9号，原是新都四中教师。 我是98年3月开始炼法轮功的。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导人重德向善做好人，同时又是性命双修，既修心又改变本体，使修炼人年轻化。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好了，人变漂亮了，思想境界提高了，一家人平静，和睦，快乐。 我以前是一个比较虚荣的人，表面上对谁都挺好，有教养，可内心深处却总是不平衡，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就不舒服，就妒嫉。表面上一团和气，内心却一点儿都不坦荡，活得累。修炼法轮功后，“真善忍”宇宙法理使我从内心发生了根本改变，放淡了名利，遇事先替他人着想，遇到矛盾向内找，从此变了个人似的，活得轻松。 我父母也修炼法轮功，母亲以前患大小十余种病；父亲67岁时确诊为肝硬化，自从96年修炼后，没花一分钱医药费，病却全都好了，父亲今年已77岁，前年他还申请了第四个专利，还在为国家继续做着贡献。母亲以前患大小十余种病也都好了。老人们的健康让国家、儿女都省心，更给我的家庭带来天伦之乐。 99年7月以前，公园里，小区空地上随处都可看到炼法轮功的身影，电视、电台还时常有对法轮功如何倡导真善忍做好人的报导。 可是自从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对法轮功无端打压以后，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从此我和我家人就开始了漫漫五年多的不得安宁的日子。我经历了： 被非法劳教1年零53天；非法治安拘留2次（每次15天）；非法刑拘一次（30天）；非法留滞派出所8次；非法强迫洗脑2个月；非法抄家一次；被二七看守所掠走（搜身时）现金700元；被强迫交款300元；被非法抄走价值6000余元的私人财产（一台复印机）；被迫辞职；派出所、居委会、公安局、综治办等先后18次闯入我家“突查”；电话骚扰、监控不计其数；被非法关押共计478天。 我哥哥嫂嫂也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说真话分别被非法判刑五年和三年，被开除工职，哥哥现在还被非法关押于天津监狱。父亲70多岁还经历了被非法拘留，被监控，限制外出，扣发离休工资，被逼迫写保证等迫害，母亲因承受不了这些巨大的冤屈和压力，2001年9月一气之下突发脑血栓，落下半身不遂……原本幸福安定的一个家，被这场迫害搅得动荡、惶恐和痛苦…… 99年10月13日下午2：00，我和同修张艾黎到罗家碾一姓王的功友家里座谈修炼心得，到他家的还有其他功友，刚坐下，还未开口说话就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两个警察，二话没说，一人拦住了门，一人报告去了。十来分钟后，来了六、七个警察把我们抓到望平街派出所，说是非法聚会。那天在王姓功友家楼下正坐了几十个打麻将的人，我指着楼下的人群对警察说：他们不也该算在聚会吗？怎么不抓他们？警察说：上面有规定法轮功三人在一起就叫非法聚会。 就这样我被戴着手铐，第一次被送到新都非法拘留15天。到了新都城西派出所已是晚上九点来钟，派出所派了一个60来岁的返聘的老警察，开始和我“谈话”，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党白培养出我这个人民教师，忘恩负义，白吃共产党的饭。我说：我今天到别人家坐下来，我们还未开口说话哪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前在单位上班，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靠自己付出辛苦的劳动吃饭，现在未上班在家相夫教子，靠丈夫上班挣钱生活，没有白吃谁的饭；我炼法轮功，强身健体做好人对社会有益，没有错。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电视上是如何造假诬陷法轮功的，他就一跳八丈高，吹胡子瞪眼拍桌子，上纲上线。到了午夜（十月的午夜有些冷），我有些疲倦，这时县文教局局长，办公室主任和我们学校校长来了，问寒问暖后，眼睁睁的看着我被置留在那阴森森的派出所。一会儿校长走过来低沉而又恼怒的说：“你必须做出选择是坚持炼法轮功呢，还是放弃，如果你继续坚持，我的学校就要因此受到牵连。”我说：我要炼，但我不连累你们，我辞职。 我的正式辞职决定就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做出的，太不公平了。 那天后半夜，我被关在一间办公室里，由四个男警察两人一组轮流把守，他们把椅子拼在一起，盖上被子顶着门，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又冷又害怕，根本不敢、也睡不着，而家里人也根本不知道我当天夜里到哪儿去了。第二天晚上八点多钟把我送進了新都看守所，我丈夫得信后，连夜带着孩子从成都赶往新都看守所，给我送被子，一说是炼法轮功的，却怎么求情都不允许当晚送進去。无奈父子俩望着看守所漆黑的大门，含泪而去。 10月27日，我从新都回到家。11月上旬，学校彭主任打来电话，让我写份辞职申请，并写明辞职后大约五千元的辞职金（其中有两千多元的住房公积金）的领取方式，我考虑了一下，想到自己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明确教人遇事先替他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于是想到四中校内希望工程，就在申请书上写下了真实想法，表示将五千元辞职金捐给学校希望工程，资助那些比我更需要钱的穷学子，同时注明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提高了思想境界。我的申请以公开信的形式交给了四中领导及部分教师。交信的当天夜里接近两点多钟，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县公安局，县文教局办公室主任，校办公室主任等五人就到我家，说我当天给学校的公开信是为法轮功歌功颂德，主任说要不是学校说情今天又要抓你了。我不明白法轮功有功德为什么不能歌颂呢，更何况我是要捐款做好事，顺便提到的都让他们这么害怕？ 99年11月26日上午，我刚送孩子上学，回到家正在打扫卫生，电话铃响了，是营门口派出所翁志超打来的，说让我第二天早上9点到派出所会议室去开个座谈会。我信以为真，第二天送了孩子就到了营门口派出所，见到我们地区另外八个同修也来了。不一会儿，“会议”开始了，到场的营门口乡政府侯主任就宣布：从今天起在座的各位必须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中午不准回家）在营门口派出所二楼学习，没有周末、节假日，持续多久要看各位的态度（即什么时候放弃炼法轮功）。如有敢违抗者，警察、警车你家里见。 天啊！什么“座谈会”，原来是把我们骗来办洗脑班，人脑子里想什么都要制裁洗掉，真是荒唐而残忍，何谈什么信仰自由。 我每天在家，一天四趟接送孩子上下学，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家里的家务几年来都是我操持，我每天还要辅导孩子练琴，复习功课，丈夫工作忙，经常出差在外，中午不让我回家，我儿子怎么办？他才只有8岁啊！我向那位主任和警察说明情况，要求中午回家照顾年幼的孩子，结果受到更大的恐吓和威胁。 有一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两个派出所的女职工（照像的），冲着我鄙视的说：“你看你炼法轮功炼的，孩子也不管了，家也不要了，你们法轮功太吓人了。”我听了后，一下哽咽住了，眼泪禁不住的流了出来。“人民警察”把我从家骗到派出所洗脑、监禁，不许我回家照顾孩子和家人，却回过头来说我不管孩子不要家，真是强盗逻辑。 洗脑班在我们地区办了一个月后，见我们都不转化，就升级，变为金牛区洗脑班，人员扩大到三十多人，强迫每人交300元，每人每天中午吃一顿3元钱的盒饭，后来陆续有些人几天就被非法拘留或劳教了，都不退钱。洗脑班里男女老少，上至82岁的老妪，下至21岁的在校大学生，每天被强迫反复听诬陷栽赃法轮功的宣传录音。与派出所一路之隔的对面是一所小学校，为了不让受毒害，第五天中午时，我起身将发着噪音的录音机的声音降小了一格，结果下午就不许我回家了，连夜把我送進成都九茹村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罪名是我扰乱社会治安，我想不通“扰乱社会治安”在这儿怎么讲？ 在九茹村拘留所一间不足30平米的黑屋子里，最多的时候关了30多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长年都是吃连油星都看不到的水煮土豆或冬瓜，一顿饭连菜带饭带汤水不足二两，饿不死也吃不饱，好好的人進去，出来时都黄皮寡瘦的。在那儿，我遇到了我在新都四中时的一个学生，她因为所在公司参与（用翻牌机）赌博，成了替罪羊被拘留。我给她讲做人的道理，教她背师父写的《做人》： 为名者气恨终生，
为利者六亲不识；
为情者自寻烦恼，
苦相斗造业一生。
不求名悠悠自得，
不重利仁义之士；
不动情清心寡欲，
善修身积德一世。 她走时对我说：“如果不是在这里和你们那么多法轮功接触，我还真以为电视上说的是真的呢，我出去后一定找个正当的工作做。”我听了真的很欣慰。 2000年7月13日晚，约11点钟，我正在家看书，突然响起敲门声。我打开门，营门口派出所翁志超和另一警察闯了進来，还有金牛区综治办主任，一進我家就四处张望，推开卧室门探视里面（当时我父母和孩子都已睡下，丈夫在外出差），综治办主任对我说：“从明天起你進出你们小区一律签字登记。”我严正的说道：“你随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我不配合。”主任见理屈，就带着人下楼了，到楼下大约过了十分钟又打电话让我下去，说主任有几句话要说，只用几分钟就行了。等我下了楼，他们就强迫将我带走（被非法抓捕、监禁的许多法轮功学员都是这样被骗出来然后强行带走的），在路上翁志超对我说：“你看你态度不好，把我们主任惹生气了，所以今晚滞留你。”我说：“你们执法标准是以你们主任生气高兴定的？！”他诡秘的一笑。 警车拐过漆黑的街道把我带到茶店子派出所（我家所在地不属于茶店子管辖），到了茶店子，示意那儿的警察把我带走，我高声喊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我家里人到哪儿去找我，你们草菅人命！”翁志超等见我情绪激动，怕出事，茶店子警察不敢收，又把我带到营门口派出所，这一夜又冷、又咬，坐在凳子上熬过。 第二天中午，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公安分局，营门口派出所等二十多人闯入我家强行搜查，吓得我儿子一直跟在姥姥身后。他们搜走了我的法轮功书籍和我家一台价值6000元的复印机（至今未还），但没有搜到他们想象的资料，我爱人回家时，正遇上警察陆续离去，就问了一个象是头目的人：“你们有搜查证吗？”回答：“没有，但这属于突检。”我爱人说：“你干脆直说对待法轮功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人立刻瞪着眼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 当天晚上，又把我非法留置在派出所，关在一间不足四平米的低矮脏臭的小屋里，第三天下午5：00多又把我送到莲花村看守所非法刑拘。 莲花村看守所里关了许多大法弟子，到那儿的第三天就给我戴上了刑具：两脚戴上四十斤重的脚镣，中间有三个拳头大的铁砣。然后将右手从左腿穿过去再将两手合并用手铐铐上，叫“龙抱柱”。这样戴上刑具后，一直要弯着腰，上厕所无法解裤子，睡觉腿脚不能伸直，脚镣的铁链有手指头粗，生着锈，只有一尺长，手铐是老式的“板铐”，两手之间只有一寸多点距离，睡觉时极痛苦的蜷缩下去不一会手脚就被勒得红肿，又得换个姿势，所以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而起来、躺下又全靠腹肌用力就象做仰卧起坐，一晚上就这样不停的做“仰卧起坐”，无法入睡。不到二十四小时，我的两脚后脚颈处就被磨破了，生着锈的脚链又直接摩擦着破了皮处的肉，不久白白的脚筋磨得露了出来，每挪一步路都疼得钻心。金琴路小学优秀教师刘晖被多次非法关押，并被多次这样戴上刑具，最长一次达28天，不让洗澡，无法换衣服，连来月经也要别人帮助。 7月22日我被转往新都看守所，五天后又把我转到邛崃看守所。 一些好心的人常对我说：我们其实知道法轮功好，可不敢说，你自己在家炼不就没事了。可他们哪儿知道，我坐在家没出门就遭了两次非法拘留、刑拘了。倒是警察有时吐真言：上面规定对待法轮功政策是：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我看你能熬得住？ 我就这样一会儿被抓一会被监禁，家中电话经常被窃听监控，出门还时常有跟踪，每到节假日或所谓敏感日，什么派出所、街道办甚至物业管理都是我家“不速之客”。我丈夫原来的手机13980910345也经常接到公安威胁电话：什么你在哪个公司上班？做什么工作的，你儿子在哪个学校上学，你家经济状况如何，最后一句话是：你家属我们管辖，李智再坚持炼下去，我们就要被牵连，那么我们就让你生意做不成，全家撵出欣园。 一边是强大的不讲理的国家机器，一边是自己了解的亲人，让我的家人如何选择！许多炼法轮功的家庭原本和睦健康，自99年7.20被迫害开始后，就这样被逼迫得妻离子散，很多人有家不能回，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 到了2000年底，这样反复被抓被关被骚扰的非正常生活，使我压抑到了极点，我做人不愿昧良心，炼法轮功使我们家身心受益，好就是好，噢，你用高压用强制就能把白的说成黑的了？我想呐喊：还法轮功清白！我于是决定和74岁的老父一起進京上访申冤。可冤没申成，才走到郑州，被警察挨个盘查时，问到我和父亲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时，我回答是。就为这一句实话，我被非法劳教一年。 我和父亲先被关進了郑州市二七看守所，被强行搜身后，将我们随身所带的钱700元全部收走，说是食宿费，然后打了个收据，上写收到人民币陆百元，竟然“漏写”了壹佰元，我算了一下，那天除了我们父女外，那个看守所共非法关押進了十一个大法弟子，按每人交350元算看守所那天共收到4000元“食宿费”。按每人漏写50元算，那天共漏写650元，这仅是一天内，我问同室一个陕西大法弟子，她说她身上带的1000多元现金全被警察收走了。我父亲在二七看守所关了3天，我被关了七天，且七天都是绝食抗议，根本没吃里面的饭，我们走时700元的“食宿费”分文未退，其他大法弟子也一样所有钱都不退还，如此“得来全不费功夫”，难怪那些人打压法轮功那样起劲呢！ 2001年2月2日我被送上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劳教所。劳教所里对大法弟子采用强制手段转化，所有未转化者坐的都是“牢中牢”。一到劳教所我和一起去的没有转化的就一直被关禁闭达4个月零4天，每天从早晨6：00起床开始贴着墙挺直站立，脚尖顶墙两腿站直，两眼离墙不到10厘米，不准闭眼，不准说话，除了吃饭，稍有站不直就遭包夹辱骂和拳脚相加，如果汇报上去还要加教、体罚。其余时间全站着，直站到晚上11：00或12：00关灯后，才允许摸黑上床，每个不转化者都由两至三个人跟着。盯着、跟着的人叫“包夹”，包夹都是些吸毒犯或其他抢劫、卖淫之类人员。 我们被关在一间十三、四平米的寝室里，除了倒马桶和允许洗澡时或被找去“谈心”，就一直关在里面不允许出来。由于每天站十七八个小时，我们每个人的腿、脚甚至脸都是肿的，有些年纪大的站得头晕目眩，血压高至二百七八，我最长一次二十一天未洗过澡。 那些警察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能得到一笔奖金，每个包夹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可以得到奖分减教，这样的“奖励”政策使得劳教所里的警察和吸毒等其他案例人员，整起法轮功学员来心狠手毒，“名正言顺”，也使那些吸毒人员因为整法轮功而减教快，二年的劳教有些坐不到一年。用她们的话说：（容易的）就像打个蘸水一样，出去后不久又复吸，再犯，经常碰到些回去不久又来的。我心里难过，这种“包夹”让吸毒犯们把吸毒坐牢都当成一种荣耀了，谁之过啊？就是这场无理打压的发动者：江泽民。 到了6月、7月，因未被转化的人太多了，五中队已装不下，就又成立了一个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中队，九中队，同时“配备”了“帮教”、“包夹”，每个大法弟子至少跟着两个包夹，24小时紧随，睡觉、吃饭、上厕所每走一步路都是一边一个包夹，名符其实的“牢中牢”。每天强迫大法弟子听诬陷大法的造假宣传。 到了九中队，我们被强迫每天坐军姿，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得腰板挺直的坐在院子里，风吹日晒和雨淋。一遇有节日，敏感日就会有电视台，媒体或什么人来采访，每到这种情况，至少提前一周，劳教所就开始准备作假，一遍一遍的打扫卫生，刷洗地面，擦门窗，不停的折腾被关押人员。等到（电视台等）来的当天，所有未转化者全部被锁在楼上房间里不许露面，连上厕所都不让，因为怕我们在镜头前不配合造假。然后让那些犹大和吸毒犯们穿戴一致，端坐在院中，一改平日横眉冷对，开始高声歌唱或各种表演，不久在外面的观众就会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里一派歌舞升平。“假”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善良的观众永远也不会想到关于法轮功的新闻竟是这样“拍”出来的。 没有转化的人在九中队依然是被“严管”，经常遭到各种体罚。有一次我们集体拒绝走那种侮辱我们大法弟子的所谓“军步”，劳教所就把护卫队的男警察们叫来七八个，手持电棍，拎着一串串手铐和那些吸毒犯一起将我们任意推搡，拉扯，辱骂踢打，因为是夏天，有的学员的衣服被撕扯开，隐私暴露在外，那些男警察们却哈哈大笑……我的右腿被张队长用电棍拼命抽打了十多下，几乎一个夏天右下腿都是青紫色的，四个彪形吸毒犯（陈红等）把我按在地上，有拧胳膊的，有掐颈部穴位的，在我的背上踩，照着我身上乱打乱踹，裤子被扯得裂开，掐穴位几乎让我窒息——这就是我血和泪的经历。 还有一次我们因为拒绝写侮辱大法弟子的所谓汇报。张队长就下令把我们间隔开，站在八米高院墙下不准睡觉，后半夜冷得我们直发抖，那天晚上，高墙外的头顶上就是“北斗七星”那么清晰那么近，那是我一生中最清晰最接近的看到他们。我想起了儿子，我对他说：“儿子你知道吗，今天妈妈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近的看清北斗七星，好亮啊。可是此时妈妈却在冷风中熬着不眠之夜。”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要坚持对的，竟会遭受这么多人为的苦难。 2002年2月22日，我终于冲出了魔窟回到家中，可是经过了这么多风雨磨难后，我的家人也承受了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压力，加上受造谣宣传的蒙蔽，对我产生了各种怨恨，甚至断绝关系（如我舅等）原本好好的一个大家庭啊！很多亲朋好友也疏远了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造谣的宣传造成的。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盼望着“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遭受无端迫害”的真象早点大白于天下，能有更多善良的人来了解教人重德向善做好人的法轮功，这样会有益于社会，也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亲朋好友们对我的误解和怨恨。 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回老家看望公公婆婆，在车上我儿子背起于谦的诗，忽然他眨着眼睛说：“我知道了，妈妈就是‘留得清白在人间’。”老公的眼睛惊得一亮，我的眼圈湿润了，谢谢我可爱的儿子，谢谢我的家人，我用我的身体力行教懂了我儿子做人：惟有做到“真善忍”才是最高尚最高贵的。 李智
2004年9月 附：法轮功修炼的是“真善忍”，按我个人的理解简单的讲：真，就是要做真事，说真话，不欺骗，不说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达到返本归真；善，就是要有慈悲心，不欺负人，同情弱者，帮助穷人，要乐于助人，多做好事；忍，就是在困难时，在受到屈辱时，要想得开，挺得住，不怨不恨，不记不报，能吃苦中之苦，能忍难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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