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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站着进来就站着出去──说说我所受到的迫害
文/大陆大法学员
【明慧网2004年10月17日】在劳教所，我被迫害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但我就抱着一念，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再干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情，我必须站着进来就站着出去。就这样坚持到我被释放。下面说说我所受到的一些迫害。 我1995年喜得大法，身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此前由于多年沉迷于争名夺利之中，沉迷于炒股票，以至于身体特别不好，腰椎盘突出，颈椎酸痛等等，时不时的让我烦恼，学了大法后，身体的这些状况都消失了，心情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1999年“7.20”以前，经常和同修一起学法炼功，互相切磋，去掉了很多不好的行为，深深体会到学大法的幸福。但由于当时没有紧迫感，浪费了许多宝贵时光。 就在我沉浸到修炼法轮功的喜悦时，由于江××以小人之心产生嫉妒心而出现了全国式的疯狂镇压，一时之间，仿佛天要塌了一样。在中国广播电视报纸等所有媒体齐上阵，口诛笔伐；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亲戚朋友等，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我也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我最知道法轮功，因为我就是实践者，我在炼着法轮功，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是最有说服力的，认真思考后，我想我得走出家门，去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象。 于是，1999年7月20日一早，我带着女儿坐公共汽车来到了国务院信访局，想亲口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的经历，让他们了解炼法轮功的我内心真实感受。可是，还未到信访门前，就看到有许多的人，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人，反正一到那儿什么也不让我说，就让我上车。在连拉带拽的过程中，我看到警察拽着人就往车上扔，有的年青的小伙子还被警察打。 同年12月25日，听说26日法庭要对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名学员进行审判，我就想去旁听，看看今日的法官们是如何依法执法的。26日凌晨，我带着身份证，带着女儿来到了高级人民法院，可到那一看，到处都是人，有许多大法弟子，更有数不清的警察，法院根本就不许我们炼功人旁听，根本就不许我进去，并且二话不说，把我们许多炼功的人都劫持到了丰台公安分局。当天晚上，他们打电话让我家人把女儿接走了，但非法把我关起来了。 当晚在那里，我们都打坐炼功，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想求个公道。第二天一早不法警察又把我们都关进了小号。下午，警察把我们十几个人押送到车上，说是要送到拘留所。在车上，有个同修说：要是也给我判了刑怎么办，我还要考研究生呢。有同修说，我们家还指望我挣钱呢，我如被关了，孩子咋办？！如何如何等等。此时，我才感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感到修炼的严肃性，感到做个修炼人的难。于是我说：既来之则安之，大家既然已经都想出来证实大法，那就要达到我们的目地才对。车开到拘留所的院子里，一个警察下车去了二十分钟后回来了，又让司机把车开回去，说是手续不齐全他们不收，结果当天就无条件将我们释放了。从这次的经历，我悟到了修炼要放下生死才经得起考验。 回家后，我就找同修切磋，大家都感到学法的重要，平时法没学好，关键时就不知道如何做好；大家也明白了虽然邪恶的迫害很猖狂，但在困难下更应该学好法。于是，大家开始背法。 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2000年，警察先后四次到家里逼迫我去参加洗脑转化班，都被我抵制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个修炼人，我只听师父的话，“一心个不动就制万动”，坚决不能让邪恶的迫害得逞。我要么就和他们讲我炼功后的改变和体会，要么就根本不开门，不让邪恶进我家门，就是不跟他们走。 2000年“十一”，我领着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上大雾弥漫，女儿和我说：妈妈，这大雾是要让天下人好好的悟一悟啊。这一天在广场，警察不停的抓人、打人。女儿目睹了警察打大法弟子，一下子吓哭了，哭着问我：妈妈，警察叔叔为什么要打老奶奶呀？！面对孩子的质问我无言以对。我也和女儿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结果连女儿一起，我们又被非法抓到了天安门派出所里。在这里，到处站满了大法弟子，我们背论语、背法、背书，大法弟子们背法的声音震撼了派出所。到了晚上十点多，被关进来的大法弟子太多了，还有许多带着小孩的妇女。 我看到有一个东北四平市的大法弟子，带着一个小女孩，被警察打得躺在地上失去知觉，小女孩哭着说：我妈刚才还不这样呢，都是被警察打的。可警察见了无动于衷，既不放人，更不找医生看看。我不知道这个弟子究竟如何。只是在后来从网上看到这个弟子的情况是，警察并没有将该弟子送医院，而是扔到一个胡同里不管了。 夜深了，警察非法审问完我，可能是听我讲的情况，这个警察发现了自己的良知，见我也带着孩子，就轰我走。我说：我不走，你把这里所有的大法弟子都释放了，我不用你催我自己就走。不法警察瞪着眼吼我道：你是谁呀你，让你走你就走，滚！懂吗？！就这样，三下两下，不法警察把我和女儿推出了大门。 和女儿往家走的时候，心里真不是滋味，那么多大法弟子还在里面被关着，自己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随后的日子更不好过，觉得很孤单，周围的同修被抓的被抓，被劳教的被劳教，有的被迫害得流离失所，而且邪恶宣传说现在是100%的“转化”了。我自己心里更难受，一心想着怎么这样呢，我得反转化，让昔日的同修清醒。 2001年7月，单位不法人员再次来到家里强制我去洗脑转化，他们把我强制拉到了强制洗脑转化班。在转化班里，我对做帮教的邪悟人讲真象，背师父的法给他们听，并针对他们的邪悟歪理用师父的法捅破，不少的人明白了，知道了转化是错的，被邪恶的伪善所骗了，他们立即表现得就象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一样喜悦。 就这样，只要是来给我做帮教的人，我本着讲清真象救人的耐心和他们谈，两期转化班结束了，我仍然没有被他们转化，反而反转化了不少的迷失人。最后，邪恶急眼了，非法将我送到了大兴看守所。 在大兴看守所一个多月后，由于我仍然坚定修炼大法，坚决不转化，不法人员忽然对我说我被判劳教一年半。紧接着我被劫持到了劳教调遣处。 劳教调遣处，这里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不法人员逼迫我们走路只看着自己的脚面，低头抱首蹲着，不写所谓的“保证书”就让我在外面飞着，不让进班。后来，不法人员让吸毒的人拽着我的手写，钢笔都插进肉皮里了。进了班，高低床，床底下还要睡人，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在这里，除了吃饭那几分钟，其余时间就是被迫干活，水不能随便喝，厕所也不是随便可去的，上厕所排着队去，总共就两分钟。五点钟就起来干活，包一次性筷子，包装“花安适”，夜里要干活到十点多才休息。遇到有人来检查，就逼迫我们藏起来，只坐着，人一走又接着赶活。 两星期后我被劫持到了新安劳教所（现北京女子劳教所），相比调遣处，表面上“文明”多了，可迫害更阴险了。只要不写“三书”，就不让睡觉，做转化的人连轴转的围着我不停的说，成天吃的是窝窝头，连咸菜都少。晚上强迫我面壁站着，或者飞着，或着蹲着，总之是不让我有一刻的“舒服”。最恶毒的是，它们写出骂师父、骂大法的话让我跟着看。不法之徒在对我“攻坚”洗脑转化时，有时到晚上2点多才让我回班睡2个小时，有时根本就不让合一下眼。最长的一次，我也记不得有多长时间没有睡觉，反正是夜里站着自己头碰着墙了也不知道，甚至自己就在被罚站的地方小便了，自己都没意识到，整个人被熬傻了，血压上升到180度，又强迫我吃药以便继续迫害。 后来，不法之徒看到实在是转化不了我，就将我劫持到了集训队进行“强攻”，实际就是背着人进行迫害。在里面，一个人被迫关在一个禁闭室呆着，大约3-4米，成天让站着，坐都不让坐，不让睡觉熬得成天精神恍惚的，又是大冬天，24小时在“风场”站着。它们也不让大法弟子们互相见面，更不说让我们说话。 在后来，实在是熬不住了，连坐都坐不稳，心理承受不住了，实在受不了，感觉还不如死了痛快，就想，现写了休息两天缓缓劲再说吧，在这种心情下，写了可耻的“三书”。写完后我心里特别恨自己的无耻，可身体上实在受不了，那苦自己真觉得再吃不下去了。没写以前，从不让我见家人，家人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写完后，就让我见了家人，我和孩子说，等我缓缓再说，可女儿说，什么东西是等来的呢？我一想是呀，我怎么还不如一个孩子，接见完回队我就写了声明，声明我写的东西作废，我是被逼的。 邪恶一伙一看，大发脾气，更加重了对我的迫害，又让我成天站着，有时承受不住站不住了，不觉的倒在地上，恶警就让人把地上倒上水，让我在冰水（是冬天）里躺着，多少天就躺在地上。后来，又将我弄到攻坚队转化，它们见我不转化，就动手打，让吸毒的人拿鞋子抽，我的腿被打得肿老大，人蹲都蹲不下。不法之徒打的过程中，怕让人听见，用毛巾将我的嘴堵上，以防止受不了叫出声来被人听见。 我被迫害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但我就抱着一念，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再干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情，我必须站着进来就站着出去，就这样坚持到我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