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4年1月6日】我今年33岁，技校毕业工作两年后一直搞个体，家住山东省，97年得法。得法后，许多神奇的事情发生。一天傍晚，口中默念真善忍，直至入睡，第二天一觉醒来，发觉自己象初生的婴儿一样纯真、安静、美好，周围的一切也变得那么美好，一连几天我都生活在这种状态里。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带着《转法轮》等书籍，一有空就看，不知不觉，以前的感冒、先天性心脏病、三叉神经痛、全身关节痛、胃肠不好等症状，全部消失。我的家庭生活不是很幸福。98年我生下一女孩，丈夫懒惰，常因生活琐事打我。平日里全靠娘家补贴过日子，照看孩子、主持家务，几乎是我一个人的事，学法也不能保证。
99年“7.20”那天，我们这里的辅导员全被绑架了。我和母亲、妹妹几个人去北京上访，路口全被封锁。我们就去了市府。那里有许多警察，我们被拽上大客车，拉到郊外的一所学校，关在各个教室里。我因为带着孩子太小，被放回家。村委威胁我，再炼就不让在村里住，我丈夫也为这事打我，骂我。
99年10月份，研究会的同修被非法判刑，我看不下去，就带200元钱去北京上访，在北京人民法院被截住，带回山东驻京办事处。恶徒们把我们身上的钱物全部搜走，把我们锁在厕所里，关了满满一厕所的人。本地派出所坐飞机去接我，又坐飞机回去，叫我付飞机票钱，要3000元，我丈夫说没有，它们又在我身上搜了一遍，最后将我非法拘留15天，要生活费250元，对我这样不交的，他们一天只给吃一顿饭，三两馒头半碗米水。那时拘留所里关的几乎全是炼法轮功的。我回家，又被不明真相的丈夫一顿打，派出所的人知道他是什么人，还夸奖他。
没过几天，邻村一个同修把自己亲身受益的经过写出来贴在电线杆上，被派出所绑架，再没下落。家属去要人，派出所却推说没见此人。我觉得警察不该如此对待炼法轮功的，就身揣上访信，再次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后又被非法拘留15天。我记得当时审问我的警察指着桌子上的一个红瓷杯说，“政府说这杯子是黑的，你敢说它是红的？”我轻轻一笑，“它是红的，就应该说是红的。”
快过年了，在消防队广场炼功的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全部被绑架。我带上20元钱（买馒头用，家里只剩80元），于当晚6：00沿铁路进京，一路上冒着风雪，脚底下全是石子。走到第二天过午，我有点承受不住，便上了公路，买上车票直达北京。被劫持后送往虹口宾馆，和很多同修铐在一起。我从二楼跳出去，想再次去天安门广场，被它们截住，当时跌得有点昏迷。听一个人说送往医院。我记得当时我老是重复着：见到我的人，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
当时初步诊断两脚后跟断裂，腰部断裂，医生要打石膏，警察不肯，欺骗说他们是见义勇为的，不认识我。我正色告诉医生，我是炼法轮功的，为法轮功上访，它们是抓我的警察。医生听后很气愤，厉声说道：“这里是医院，在这听我的。”监视我的恶警在没人的地方或走廊里就揪我的头发，打我、吐我。一服务员说：“你们有没有姐妹呀，她都这样了，你还打她，有没有良心？”在病房里，恶警用报纸挡住别人的视线，不停地掐我的嘴、揪我的头发、吐我、不让我动，我大声对病房内说，“你们不用害怕，我是炼法轮功的，它是警察。”没一人吱声。它扬言回去后朝死里整我。第二天当地去车，将我接了回来。考虑到大过年的，没人看守我，就放我回家了。
北京开两会之际，中外记者多，我们想向国外记者曝光邪恶。弟弟背着我，和母亲一起去北京。乘车到了烟台，从同修那里借来路费。买车票时，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绑架（镇政府派了三辆车到处找我们，我父亲是镇政府干部，但不支持我们炼功）。这次，烟台郊区监狱又非法关了我15天。
这期间我多次搬家。搬到哪里，它们都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开着警车到我家，或者通知该地片警将我赶走。直到2000年，我上访9次，后几次我不再报姓名住址。因为我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它们打压下坚持炼功、上访，我的孩子也锻炼的成熟了，无论恶警用各种办法，放狼狗吓唬还是用糖果哄骗、威胁孩子，孩子从没失过口，邪恶都达不到它们的目的。他们扬言要把孩子送孤儿院，然后送我去监狱。在监狱里它们找来犯人对付我，我平静地面对那些阴沉着脸的犯人，轻声道出“我不把你们当犯人，你们只是犯了错而已，每个人都有做人的机会。”他不敢动我，交给另一个犯人，他横着眼从我脸这边横到那边，还是没敢动。再就是找来一帮叛徒拉拢我，我从没动心。修炼的路上我就信师父，信大法。所以，以后当地派出所去了多次，从未抓到我。我的丈夫看到我这么坚定，也不再打我了。
由于烟台几乎住遍了，我们苦于搬家，我丈夫说干脆搬到它们的鼻子底下，看它们咋办？我也赞同，我们就搬到奇山派出所辖区的一间房，当天就引来了该居委会的人，要我们搬走，后来看我怀了孕，就骚扰了几次，不再来了。这时丈夫因为以前打架的事被拘留了。
后来我弟弟来约我一同去北京，同去的共7人。当时正值2001年元旦，都在天安门广场被劫持。第二天晚上，将我放出（我生下一个男孩），其它同修都下落不明。我回到了婆婆家。正月十五，烟台派出所的人去打听过我，我当即找了一间带暖气管子的地下室住下，里面的门上用毛笔写着一个大大的“龙”字，墙上写着“微笑，早睡，早起，努力工作，明天会更好”。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有次该地区派出所伙同防暴特警持枪，以查户口为名搜查地下室，我们都安然度过。后来我丈夫也放回来了，我们就又回到了烟台。
刚到烟台，被邻居告发，我当场走脱，而那居委会被罚款2万元。后来我悟到，政策上允许我们生二胎，那么孩子就是来同化法的，我就利用孩子的事做引子，跟他们讲了好多真象。不管我走到哪里，凡是我接触的人，我都要告诉他大法真象。
听到真相的人说，你这么穷，日子过得这么苦，还讲法轮大法好。说者无心，我听者有意，我深深反思，一天三顿饭都接不上了，房租也交不上了，全靠我娘家人救济过日子，我在苦水里泡着，不觉得苦了，可这影响我证实法呀。我想，我是来救度众生的，不是来吃苦的，家庭到这个程度，已超出正常社会的苦，以前我没拿吃苦当回事，旧势力就越叫你吃苦。这可不行，我当晚就去找活，结果当晚我丈夫的一个朋友就来找他，叫他第二天去干活，月薪1000元，从此我们家摆脱困境。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
直到2002年十六大前，我都是自己写真相，自己贴，经常白天也做，有一次贴到市府门口，被恶人举报，抓到毓西路派出所，铐在椅子上，我不停地跟他们讲真象并找机会走脱。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的所谓不怕已成为一种不理智的借口，直到我又被奇山居委会的人举报，摔了个大跟头（走了弯路）。那次我已被监视好几天，我知道他们监视，没当回事，反而想你们来，我就跟你们讲真象。在洗脑班我被他们摔倒在地，拳打脚踢，棒子打，毛巾勒嘴，折腾我三天三夜，还灌食，打我的为首的三个犹大是王贵红、迟正方、高运华（现在只剩迟正方还在洗脑班）。高运化最狠，拿着一米长的棒子一直打我头顶近两小时，头盖骨碎裂，头发脱落，后来四周恢复较快，长出毛发，但中间百会穴因为干了又流血水，所以总是不好。
我知道我错了，但错在那里，还不很清楚。直到见到师父新经文，才猛醒：转化是完全错误的。错了就要立即改正，并发出严正声明。生命的路自己选择，现在，我要走正自己的路，用大法要求自己，溶于法中，重新走入新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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