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3年9月27日】（二）
满负家人的期望，带着满脑的好奇，我来到了美国。
因为有认识的朋友在学生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这是一个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义务团体。我觉得呆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总比跟那些“老外”交往来得亲切，可以为中国学生服务，又可以增长见识，所以满口答应。
1998年国内发大水，我们为抗洪救灾组织了义演与募捐，去学校里摆过摊，收集捐款。当时有人一定要我们事情办完后给他们看看收据。我觉得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对人那么信不过，我要不是有那颗好心，谁愿意大热天呆在外头收那捐款，又不是给我的？我想八成是因为这些人出了国，变了心，才有这样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以前就给国内捐过款物，最后却不知所踪，这回想帮忙，但不得不警惕一番。
但我当时对他们的心态没什么共鸣，因为自己从不了解那些龌龊的事情，自己也没经历过。直到后来碰到一个学生，是国内一家大公司的老总，才头一次直接听到那样的情况。他有一段时间曾经定期给希望工程捐款，后来一次亲自到自己救助的地方去，却发现钱没有给到孩子手中，连孩子的感谢信都是假的。这对他打击颇大，也使我明白为什么很多海外正直的人不愿帮忙，解决国内的难题。因为系统太腐败，假话太多，被骗怕了。国外挣钱也不容易，谁愿意这么拿钱去打水漂？
但这些经历并没有让我深入地思考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到底有什么影响。我还是觉得，我需要做的，就是读好书，回去也许还能帮助解决解决这些事情，为百姓做点实事。
1998年，印尼发生排华事件，很多华人受到打压甚至虐杀。我们群情激愤，组织了学生到印尼领馆前去示威游行，我觉得那些暴行实在太不人道，太看不过眼。我出去领着大家喊口号，弄了个唇焦舌燥，嗓子好几天都没恢复过来。我的上司还用我的事迹去安慰一位印尼的华人富商，他的企业在事件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后来我又成为学生会的负责人，更加积极地组织各种学生活动，参加华人社区的活动。因为领馆的工作职能，很多华人团体、学生会办活动免不了要邀请他们。这样我们办活动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点经费上的支持。当然，他们有时也免不了会提醒我们注意一些“特殊”团体的动向。有重大活动时，他们还会邀请这些社区、学生会的头面人物去参加。国内不少高层领导人来我们地区访问时，都由我们去组织学生欢迎团。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来我们地区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致欢迎词。
1999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了。一个学生会的朋友提出是否应该去游行，我毫不犹豫说当然应该。当时国内的朋友劝我冷静点，但一种从小到大积蓄起来的甚至有点盲目的爱国情感，已经象火山般地爆发了。我把一篇措辞强硬的批评美国的长信发给了全院的师生，然后给中国学生发了不少电子邮件，及时通知各种安排，集会当天大老早就组织了大批学生，带着横幅标语出现在现场。我还自己写了好几个要点指责美国的做法，并把它们直接给了美国记者。后来有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在美国电视台镜头看到我。有人提醒我小心一些，但终究没有什么人来找过我麻烦。我还跟学院的一个美国朋友约了时间准备好好就这事辩论一番，不知后来什么原因他没有来，最终没有辩成。但后来听到的消息，是美国在南斯拉夫一架F一一七隐型战机被击落，南斯拉夫不具备这种防空能力，美国子监测系统发现中国大使馆内的军事设备在击落隐型战机中起了情报支援的作用。使馆内死亡的三名记者中，两名是情报人员。看来事情比我先前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学校当时有不少国内来的进修团，大多是中层领导干部，我们经常会聊起国内的事情。有一位问我还打不打算回去，那时我已经出来快两年了，我说会回去。他们都有点觉得诧异，说出国碰见这样的人真不多。我笑了一笑，实在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觉得奇怪：我从来都是这样的性格，从来就没想过在这地方长呆。我仍然时时关注着国内的事情，对美国这里发生的事情，反倒淡漠对待。我还希望我的博士论文能够写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我所在的学院在美国专业排名很高，前十名是没问题的，我相信我所学的知识，所形成的理念会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带来益处。每次别人劝我在这里找工作，长呆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在我的心里，只有那片故土，才是我真正该呆的地方，是我的理想所在，这是根本就不用再考虑的问题。
（三）
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里，我听说了法轮功。
当时因为我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一位炼法轮功的访问学者让我帮忙发消息，说他愿意义务教大家炼法轮功。
他看到我身体不太好，就建议我也试试法轮功。我磨蹭了很久，因为我虽然练气功多年，知道气功不错，但自己现在的身体，实在是糟糕，稍微出点意外，麻烦就大了。即使自己无所谓，那家里人可怎么办？
我的身体状况在大学毕业前几个月出现了问题。那时头顶总象压着一座山，连一般性的思考活动都感到费力；眼睛象有针头在里边，看什么东西都很痛苦；心脏象被什么东西压着，总是有气无力，连微笑都感到吃力，稍一做事情，甚至是读书，心脏的跳动都会超过每分钟100下；耳朵里头经常出现轰鸣、尖厉的响声；睡觉老睡不着，快睡过去了又弄醒自己，怕明天起不来；全身酸软，躺下的时候半梦半醒间会感觉到背部强烈抽筋，全身象在地狱受着电刑一般。
我苦苦撑了半年，找过专家门诊，试过民间偏方，中西医都看遍了，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医生给我开了大量的补品，出国验血的时候血质之好，让检验员都大为惊叹。但我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越来越恶化。
有一天夜里整夜睡不着，凌晨时出现幻觉，我问呆在身旁的父母，我是否还有活下去的希望。母亲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说：“儿子呀儿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父亲赶紧说：“孩子，你可别胡思乱想”。父母叫来了舅舅，一起把我紧急送到一家医院，然后找来院长给我检查，但没查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那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人生的苦难。想想自己从小到大，给家人多少安慰，让多少朋友羡慕，现在却几乎成了废人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折磨中挣扎，生不如死。有青山，我不能惬意攀登，有阳光，我不能去享受。我无法想象，生活怎么会没有开始就要走向结束。我只有抱恨苍天，为什么要让我年轻的生命去体验如此黑暗的生活。那时我的心就象死了似的，生活的一切对我毫无意义。
后来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会再活了。要病情再坏下去，我不疯，她都会被急疯的。做母亲的苦痛，在那一瞬间我全懂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只有让眼泪流在心里，让那颗心泡在无边的泪海中，以此来能弥补一下对母亲的巨大亏欠。
老天终于给了我一线机会。母亲后来找到一个针灸医生，说我可能是全身经络封闭，于是开始给我进行针灸治疗，用的是很长的针，头上，脸部，手脚，身上都得扎，每次一两个小时，吃了不少苦头。每次过后病症有所缓解，但没隔几天我又觉得有气无力，头部背部重新出现可怕的抽筋现象。乘飞机到美国来的前一天，我还到一家很大的中医医院去接受脸部扎针的治疗。
我决意出来，是因为自己付出很多才申请出来了，很多国内的机会也放掉了，现在不出来，又能干些什么呢？而且凭这样的身体，什么年月才能再出来看看？我想，即使到了美国马上就挺不住了我也要出来，还不用把父母急成那样子。母亲让我出来，是因为我自己执意，再加上有人告诉她我能撑过这场难。
出来之后，父母、家人、朋友都没有给我太多的压力，只是希望我能注意保养好身体，能把书念完了，能平安回去就好。我天天最记得的事情是下午去稍微活动活动，希望能早日把身体调养过来。对于是否能完成学业，我没抱太大的希望，反正，能熬到哪天算哪天吧。有些不了解我情况的朋友还以为我功课实在太轻松，我只有把苦水往肚子里咽。自己内心的愁苦与压力，别人是无法体会的。我想，如果我能度过这场难，我生命中就没有什么难过不去了；如果我能恢复健康，生命中其他的一切我都不会再在意了。
那位访问学者没有能够马上说动我，但我答应会考虑炼功的事情。
在另一次朋友的聚会里，我又碰上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我们相聊甚欢，剩下的半天时间都是他在回答我的各种问题。那时还没有镇压，我问了那么多，确实够谨慎的。
那时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无法通过一般的锻炼来恢复的，因为我修养了一年多，在一次打羽毛球时没打几下心脏就承受不住，好像要破裂了似的。还好，老天还是没收我的命，半天我又缓过来了。
聚会后的几天，几位朋友去一个不算远的地方去旅游，把我也拉了去。但那地方坡很多，也比较陡，一上一下的，当时就觉得心脏要出问题了。回来的时候耳朵好像已经不能承受那高速路上的呼呼风声。我尽量望着车棚，分散我浑身无法描述的难受感觉。
回来后，我觉得我必须要开始尝试一下法轮功了。没想到第一次炼功时我就感觉到能量在手指流动。我心想：法轮功确实厉害，要是其他功法，这气感过程怎么说也得一周半个月的。
我仍然不能天天早起炼功，但我的身体很快就走向了康复。笼罩了两年的阴霾终于一扫而散，我的生活又充满了阳光。我无法形容当时内心的喜悦。
那时镇压还没开始，我给所有能想到、能联系到的家人、朋友发了消息，告诉他们我康复的喜讯，死里逃生后的那种希望分享喜悦的急切心情，实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我也告诉他们一定要去试试法轮功。在图书馆自习，一想到一个熟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我立即就会去发电子邮件。我想我直接发信告诉他们法轮功的人不下数百个。一个真正对人们有益的东西，一定会被人们真心传扬的。
从自己与朋友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的奇效。一个朋友的母亲，血压220，跟我们一起炼了一个星期血压就恢复正常了。以前她怕风，现在身体比年轻人还好，大清早穿单衣炼功也一点都没事。
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动过好几次部分内脏切除的大手术，在床上躺了几十年，炼功后就恢复过来了。现在整天跟着年轻人在外边跑也不觉得累。
母亲因为生了几个孩子，身体很差，有什么风吹雨淋就得打针吃药，经常工资都不够医药费。我告诉她的时候，她说县里已经有不少人炼，包括不少县领导的家属。我鼓励她一定要好好炼。她炼了一个多月，就不用再去医院看病了。
我还把法轮功推荐给一些认识的领馆人员。他们有的看过书，有的准备开始炼。4.25后我们听到风声要镇压，他们还安慰我们说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