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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3年6月1日】写出我的这段经历，希望能给那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一些讲真象的经验。也很希望大家行动起来，象海外学员那样，通过各种方式营救我们身边的同修。其实这个过程能揭露邪恶、讲清真象，还能声援被关押的同修，也能接触很多平时很难接触的人，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具体做时，一定要理智、智慧、正念足，也要注意别讲高了。写的不全面，请同修补充、指正。
* * * * *2001年1月我爱人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当地劳教所二大队。知道消息后，我带上不满十岁的儿子和我妹一起去送东西。劳教所的办公楼里阴森森的，连门卫的态度都特别恶劣。真的感到整个空气中充满了邪恶因素。管理科的女警察一听说给法轮功学员送东西，特别不耐烦，还说风凉话。我们三个人一直用正念对待，要求接见，要求送东西，我们坚定的态度使他们非常害怕，我要求管教一定要让他写信告诉我是否收到物品。不长时间，果然收到我爱人回信。在劳教所等人时，我妹见门卫室里有他们的一部分电话号，就往手上写，被他们发现后硬将我们三人赶出去，连楼道都不让呆，到楼外雪地里等着。我回家后打劳教局举报电话，举报警察素质非常差，对探视家属态度恶劣，语言粗俗，急需整顿。没想到举报中心还真批了二大队，并回电话向我道歉。我下次去，他们表面真有所收敛。这增强了我震慑邪恶的信心，绝不允许邪恶嚣张，这也是对劳教所里面大法学员的一个声援。 劳教所规定每月最后一个周六上午是探视日，但不准探视法轮功学员，也不能通信，不许送东西，甚至有时送钱都要登记身份证，出示单位证明。但我没有被这些无理规定限制住，每个探视日都去，或送东西并附上清单，或送钱，有新经文时我就想办法送进去。另外，每个探视日还是讲真相的机会，此时，劳教大队院里有警察办公，中队所有管教都在。尤其来探视的家属非常多，我就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开始警察见到我时态度蛮横，我找到中队长，要求探视，他说“法轮功不许探视”，我问他：“这是谁规定的，符合法律吗？有文件吗？我自己去找”，他又讲他们也做不了主，得有市公安局610的证明。我说那就把东西送进去吧，他们很不情愿地收了东西。我又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让通信，他们竟撒谎说我爱人不写。我妹揭露他们说：“我姐夫对我姐可好了，不可能不写信，肯定是你们不给寄。”我也警告那个中队长，你们别什么手段都用，如果我爱人有伤，我决不会接受。再有还收不到信，我就有想法。别的警察问我还炼吗？我反问他：“这和不让探视有关吗？是不是你们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的规定啊？”他不敢回答，溜了。又过来一个警察说：“你修真善忍，你得向内找。”我严肃地告诉他：“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如果你想升华自己你可以修炼，但决不是让你针对别人的。”还有一个小警察断章取义师父的法，口气又极不尊敬。看到他油腔滑调那种得意的样子，我就大声说：“瞧你那形象，白穿一身警服了，整个一个混混。”他们嚣张不起来，都溜走了。事后我想自己也许当时心态不太好，但对邪恶在气势上决不能让步，更不能妥协。回家不久，就收到了我爱人的信。 2001年4月的探视日，我们三人去送夏装，他们拒收，中队推到管理科，管理科推到警戒科，谁也不做主。那天好象有“领导”来视察。我跟他们大声讲理：“你们到底让不让送东西，我们这么大老远来了，你们推来推去的，这是什么态度，溜着我们玩儿呢？”他们很害怕，赶紧让警戒科长来解决。这个警戒科长挺为难，又不敢承认从即日起不让送东西，就想以哄骗的办法让我们回家，没见效，他自己就想从大门溜走，那么大岁数了，被江氏政府逼的想耍小孩的把戏，又可怜又可笑。我妹不让步边追边喊：“你敢溜，我打车追你家去，你也得把东西给送进去。你们也太不讲理了。”警戒科长走不脱，无奈地收下东西给送进去了。我也赶过去跟他讲真象，他还比较有正念，后来又破例帮我们送过一回东西。 接下来我们这一地区邪恶就非常猖狂，学员被抓的也多，表面上什么原因被抓的都有。劳教所里住进了邪恶的“工作组”（由市公安局610、司法局、劳改局等邪恶之徒组成），用各种非人的手段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一部分学员在压力下违心妥协了。我妹也流离失所了。那段日子压力很大，但每到探视日我带上儿子还是毅然前往。我想就是去近距离发正念也没白去，我妹也捎信鼓励我，只要往劳教大队院里一站，对邪恶就是震慑。不让送东西，我就送100元钱，让里面的人有信心。我爱人回来说每次知道外面一点消息都很受鼓舞，还真起到了作用。所以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还应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每次去都要质问他们为什么法轮功学员不让送东西，然后利用机会揭露邪恶，向周围的家属讲真象。有一次碰上一个新来的警察值班，我要求送东西，他不收，我问他为什么，他邪恶地说我扰乱他们办公，要通知派出所抓我。我正视他说：“行啊，天这么热，我正发愁怎么回去呢，还得打车。”他一看吓不住我，就说好话哄，说别为难他，他做不了主。我就当着他的面用手机往劳教局打电话，让他跟他们上级请示，他不敢接，正好他们中队长路过，我拿着电话走过去，那名中队长左看右瞧没处躲，一溜小快步窜监区里去了，狼狈得很。那么多人围观，是非正邪一目了然。后来一位同修告诉我，那天她爱人（不修炼，去看朋友）也在，我走后，那帮警察商量：以后对付某某某的最好办法就是咱们谁也不跟她说话，让她随便“闹”。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打下去他们的嚣张气焰，声援里面的同修。不管他们表面上多张牙舞爪，真能豁出去，放下一切，他们真的什么也不是。 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也反思自己向内找，尽量用纯善之心讲真象。我就以家属的身份，用我家的遭遇做事例给劳教所管理科、中队写信，用很真诚的心劝善。我爱人后来回来时提到这件事说效果特别好，结合亲身经历写，他们眼见为实，容易被触动。我仍然每月的探视日都带儿子去，风雨无阻。慢慢的他们就转变态度了，我心态也比以前把握的好了。一次向管理科长询问我爱人情况，他态度还是很冷淡劝我别来了。我诚恳地说：“我们来吧，你们就这种态度；我们不来吧，你们就说我们六亲不认，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再说谁家人在这儿谁不惦记呀！”旁边一个高个子警察说：“你这种认识？（指坚定修炼）能让他出来吗？”我严肃地说：“如果你们有这种规定，我可以考虑和他离婚，也不能总让他在这受罪呀！”那个科长赶紧说：“没有，没有，你别担心，路远天热，你不用老来，让见面了，肯定通知你，好多事我们也做不了主……”他从此不再敌视了。后来再见面他都礼貌地向我点一下头。 12月有师父新经文，我又要去远方出差，就请我爱人的弟弟（不修炼）、我母亲（修炼）还有两个同修带上孩子一起去。我把经文藏好，并说发正念，不让他们发现。可是后来我在出差地接到家里电话，劳教所警察威胁我爱人弟弟说他们已发现送的经文，要将他哥送外地关押，又说别让你嫂子来了，她总给我们找麻烦等。我心里有点不稳，一方面坚定正念不怕他们；另一方面，我也给当地派出所长打电话，告诉他不许借过年之机骚扰我们家，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有人找我麻烦就告诉我，我自己去找他们。我也劝他别再干那种迫害好人的昧良心事了。他告诉我没听说有什么事，他也不参与了。我自己也觉得心里踏实了，不觉得怕了。回家后，母亲很高兴，让我赶紧去劳教所看看，别真把人送外地。我坚信环境越来越好，不会送走加重迫害。一夜我都没怎么睡，一直学法和看资料。第二天和一个学员一起正念十足地去了。我问管事的中队长：“你们是不是有规定啊，到底什么让送，什么不让送啊？还听说你们要送走一些人？”他赶紧说：“没有，没有，你爱人挺好的，也没说要送走。”别的什么也没提，态度还很好，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我收到爱人捎出来的信，信上告诉我每周日中午执勤的警察去打饭，有约10分钟时间，他在窗口等着和我说话。劳教所院子很大，一进院门，墙上有电网，有监视器，墙角落处还有岗楼，就跟电影里日本鬼子的炮楼一样。院里面有一栋楼，非法关押着很多大法学员，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甚至常年不让下楼，有两个犯人24小时监视，寸步不离，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从胡同里能看到关押学员那栋楼的后窗户，但是有岗楼，有监视器。我爱人当时关在四楼。第一次去有点怕，试探着喊我爱人的名字，越喊声越大，正念越足，也就不怕了。很多人都伸头往外看，那其中一定有学员。我就大声告诉我爱人发正念手势，也互相通一些情况，又鼓励他正念闯出。谈了十几分钟，很顺利。我也很有信心。那段时间每周日我都去，有时也有同修和我一起去，近距离发正念，再找机会和他们交流一会儿，那种环境这种交流很可贵了。其间一次岗楼上的警察碰上我们了，很凶喊着让走开，我迎上前给他讲真象，他默许我们说几句话尽量快走，监视器能看到，他会挨批。还有一次楼里有警察加班，我在下面喊话，她伸出头：“喊什么，想进来是吧。”我过去告诉她：“我爱人身体不好，又不让见，过来看看。”她可能认识我，看看，头缩回去，不管了。 这样见面有十次后，被大队长知道了。这个大队长很邪恶。那天是探视日，我和孩子、一位同修一起去，院子里警察特别多，而且专门在通后楼的路上两个一伙，三个一组的。我径直走向警察最多的一伙，“我问问情况，谁管？”一下子围过来好几个警察，气势汹汹，说话蛮不讲理。我直言听说我爱人身体不好，他们马上逼问听谁说的，我说给中队某某打电话听说的。一个高个子警察竟抵赖说无此人。我就他这种极不负责的态度和他讲理，很多家属围观。一个小个子警察说那是大队长，我故意说：“您是大队长，我很尊敬您，说话要负责任的，我爱人身体到底怎么样？”他火了：“你还尊敬我，给我上网，上小报，还找人给我打电话。”我正告他：“你自己都做什么了，你自己清楚，你可别怨别人。”我想不能让他们这么嚣张，可又没办法，他们人太多，我不走，坐在路边休息。过来一个指导员，这人也很敌视大法。他劝我走，我说心脏不舒服歇一会儿。又过来别的警察让我走（他们怕我去后面喊话）。我就招呼同修带孩子先回去。同修以常人的身份给他们讲真相，并说非得让走，她就带孩子先走。那个指导员赶紧劝同修带我一同走。也不象往日那么猖狂要扣下人了。又过来劝我，说对别人态度从来没这么好过，告诉我差不多算了。我告诉他我忍着呢，你再说，我就哭了。讲不好真象我很难过，就真的边哭边大声说：“一年多了，人你们不让见，来问问情况，看你们什么态度？一大帮警察欺负我一个人。还大队长呢，一点理都不讲！”院子里的人都往这边看，有警察，有家属，还有出租车司机。我感到大多数人都很同情。听那大队长小声说赶紧想办法找一个出租车让她走。也不蛮横了。后来我爱人说那个指导员跟学员说七仙女和董勇还每年相会一次呢，一年不让见也是太过份。2002年春节我去送东西时一个女警察很友好地拍拍我肩膀，向我点点头。管理科的一个副科长态度也明显变好。每次去劳教所，我都能感受到正法进程在深入，那些警察由开始的凶恶、嚣张、敌视、沉默，后来有一些逐渐开始同情，态度在转变。 2002年11月初，我爱人快到期了，我打电话给省劳教局和劳教所询问情况，他们遮掩说快了，但就是不说具体日期。我问是不是因为开“十六大”，到期也不让放人啊。又指出他们拿法律当儿戏，执法犯法。公司老总和同事知道我在往出要我爱人，很担心我的安全，正开“十六大”，警察会抓你的，老总也通过朋友帮忙想办法。我安慰他们我会小心。心里想不能错过这件事的机会，得去派出所和公安分局给他们讲真象。没想到气氛特别好，他们对到期了还不放人也都挺不满的。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最后是省“610”不让放人。我说了很多，他们倒是很愿意听。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真象，但没有正念，在被动的参与。我很诚恳地告诉他们别参与了，给自己留后路吧。这次所谓的敏感日期这一片还真没抓人，也没打电话骚扰。在11月的一个周日上午很顺利将我爱人接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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