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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3年3月1日】我今年52岁，在1999年4月有缘接触法轮大法，从此我和老伴、儿子、儿媳、女儿开始学法炼功，修心性，并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通过几个月的修炼，家庭和睦，身体轻松，从最初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我们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认识到做好人不是目的，只有学法修心，并时时按照“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要求自己，同化大法，最后才能返本归真。
1999年7月，邪恶的独裁者出于小人的妒嫉，独断专行，胁迫电台、电视台及新闻媒体给大法造谣，给师父栽赃，在全国大肆抓捕大法弟子，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是大法弟子，大法是最正的，师父也是最正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谁正、谁邪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一家五口通过切磋，决定向省政府反映情况，从此开始了我们的正法旅程。 来到省城后，我们看到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也来到省城，当地政府不但不听大法学员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将他们强行一个个带走、抓走，如果不走，警察就利用几个大汉将大法学员像扔东西一样一个个扔到大卡车上去，然后，遣送到当地政府进行处理。我和家人及全镇几十名大法学员，被钢屯镇政府关到三楼会议室，并威胁我们说：“不写保证书，谁也别想回家。”由于当时法学得不深，五天五夜之后一些学员在强迫和压力面前承受不住，违心地写了保证书。 1999年10月，一些学员进京上访反映情况，我二姑爷邢加秋也是其中之一。因此，被当地政府送行政拘留所非法行政拘留30天，到期后，拘留所仍不放人，并把二姑爷押回镇政府继续非法拘押。直到5天后在强迫和压力下，写了保证书才放他回家。而在家的一些大法弟子（50多人）被它们强行押往镇政府三楼会议室进行迫害，并让家属送饭，派出所出人看管。限制一切言论和行动自由。 在非法拘押的第二十天，它们从外乡抓来一位大法学员，并给他用刑，从早上8点持续到中午12点，企图“杀一儆百”，并扬言不“转化”就是这样的下场。后来十几个坚强不屈的学员有的被非法拘留，有的被拘押在老爷庙的几间空屋子里，持续了五十多天，直到春节前它们逼迫大法弟子家里没炼功的人写下保证书才放人回家。 2000年2月我们大法弟子联名给中国人大写信，反映我们被迫害的情况，结果派出所将我们签名的学员一个个的都送进了拘留所，拘留15~30天不等。我们一家三口及二姑爷邢加秋都同时被拘留15天。 2000年6月，钢屯镇政府不法人员将它们管辖的地区的大法弟子（70多人）挨个用警车绑架到镇政府。第二天送至距离钢屯镇5华里的和尚沟的一所废旧的医院里，由当地十几名保安和一个最邪恶的保安队长赵久才看管。恶警保安们对大法弟子进行了残酷的身心摧残。上至70岁的老太太，下至18岁的小姑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包括怀孕八个多月的孕妇无一幸免。废弃医院的房间多年失修，墙边上的老鼠洞里时常有老鼠出没，房间里的霉味令人难以忍受。就在这样的房间里铺上几个草垫子，十几名大法弟子挤在一起睡。每天早上三点多，保安们又强迫这些大法弟子起床，向山下跑，往返三十多里。保安队长骑摩托车，轮番跟随。每天跑两次，有跑得慢的，他们就骂。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大法弟子浑身上下被汗水湿透。而赵久才不但不给水喝，还强迫已经跑回和尚沟的大法弟子原地转圈跑。大法弟子徐志刚在炎热缺水的情况下，倒在了半路的山道上持续半个小时之久。白天他们让我们大家到山下各地干农活，由十几个保安人员看守，每顿饭只给一些象玻璃球大小的小土豆吃。炎热的中午，还将我们弄到屋外进行曝晒。 赵久才还命令手下人，叫我们踢正步，单腿站立不许动，谁动一下就会招来一顿毒打。一位叫庞泰英的大法弟子当时只有十八岁，踢正步时还在她头上放一块砖，只要砖掉下来就会挨打。一个小时的折磨、曝晒，女孩已是痛苦不堪。赵久才及一些坏透的保安人员却发出阵阵狂笑和嘲讽。即使这样，它们也达不到让大家放弃修炼的目的；后来到了晚上它们又不允许我们睡觉。经过二十多天的体罚和折磨，有些学员承受不住了，就写了保证书。可赵久才又让那些人骂大法、骂师父，如果不骂就算没转化彻底，真是邪恶至极。 后来恶警找来几个叛徒来骚扰我们。当时已经三天没让我们睡觉了。大家没被那些自欺欺人的谎言所迷惑。镇政府官员们却说我们不配合，当我们又被押回和尚沟后，镇政府调换了一批保安，他们个个象电影里的刽子手，一脸凶相，光着膀子，看谁不顺眼非打即骂，嘴里也不干不净的。 一天晚上，两个大汉将我叫出去，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话音未落，暴雨般的拳头、嘴巴子一齐向我打来。由于一个多月的体罚、劳累、曝晒、不让睡觉，我的身体已极度虚弱，被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我四肢抽搐、不省人事。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的腰已不能动弹，只能躺在床上。又过了几天它们看还有十几名大法弟子坚强不屈，就更加疯狂和残酷了。它们将男大法弟子叫到外面（让女大法弟子在屋里面听着），几个恶人用八号线（铁丝）轮番抽打大法弟子的胸部和后背，每一次抽打都会留下一道血痕。大法弟子中有个叫张立的，被打得来回翻滚，声声惨叫让人听得撕心裂肺，道道伤痕让人目不忍睹。当我看到那些男同修时，他们已是个个血迹斑斑，遍体鳞伤，同修张立已不能翻身下地了。为了掩盖它们的罪行，它们不让外界及家属接见我们，直到伤势痊愈。回家后三个月，我的腰才算恢复，才能下地干活。 2000年12月，我和老伴（李香兰，53岁）及二女儿（张秀英，26岁）进京护法，讲真相。在半路上被它们抓回，将我们强行拘留55天。 2001年5月13日――法轮大法日，我和儿子张德本到临乡沙河营子讲真相，被当地派出所抓捕，将我爷俩毒打一顿后，把我儿子张德本送交看守所，并秘密判刑3年（未经开庭审理），送到辽宁沈阳大北监狱。后来将我押送拘留所37天。在我没在家期间，也就是5月中旬，区公安局、镇派出所二十多人驱车来到我家，当时家中只有老伴和儿媳带着二岁的孩子。这些邪恶之徒不容分说，象土匪一样将屋里屋外翻个底儿朝天，邻院是我弟弟家，因当时家中没人，它们就用铁器将门窗撬坏，也将屋里屋外翻个遍。它们还到我二女儿家，将前后门堵死，不走大门反而翻墙越户，欲抓我的姑爷邢加秋。 2000年9月，葫芦岛市在兴城市办强制洗脑班（当时我正被非法拘留）；村上、镇里来了一些人将我老伴押上警车，送到兴城强化洗脑，非法拘押23天。一天晚上，一帮警察突然闯入我家中，欲将我绑架到兴城洗脑班。当时我四肢抽搐、昏迷过去。一直到半夜才渐渐苏醒。醒来后，我看到只有四个人看着我，而且都在睡觉，于是我就悄悄地离开了。当那四个邪恶之徒醒来后发现我不在了，便狂性大发，强迫老伴和大姑爷要人，若找不到人就拿他们是问。它们气急败坏地将我老伴及大姑爷（不修炼）拉到院中，将大门插上逼问。大姑爷不知是怎么回事。恶人于是拳打脚踢，将我姑爷毒打一顿。后来这四个恶人强迫我老伴及姑爷到付屯亲属家去找我。由于没找到，它们就将我老伴和姑爷拉到付屯西河套，一顿暴打，看看还是没问出来，就又拉回村支部，逼问我的下落。一个恶人说“干了这些年，还没出现过跑人这种情况呢！你要不把他找回来算你的牙长得结实。”于是又是一顿拳头嘴巴；办公桌上放着两把算盘，这四个家伙一边嚎叫一边用算盘打，打一阵问两句。还是问不出我的下落，它们就更加疯狂，两把算盘全被打折了。当时我老伴和姑爷全身被打得没一块好地方，老伴左手小手指已被打出一寸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它们才停止了暴行。 2002年5月，二姑爷邢加秋到虹螺山庙会讲真相，被钢屯镇派出所抓住，严刑拷打，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它们把邢加秋强行押往葫芦岛市看守所，没有正式手续，没有通知家属，就将邢加秋判刑六年。现在二女儿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居无定所，流落他乡。我和老伴及儿媳带着三岁的孩子，由于经常被抄家、被恐吓、被骚扰，没有安定的生活保障，只能流离失所，远走他乡。 我们呼吁所有正义之士、善良的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共同制止江氏流氓集团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尽快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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