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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快讲”(译文)


    文/路易丝-罗丝曼(佛州奥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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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2003年12月17日】当2002-2003学年接近时,我认为我必须在我的工作单位和行业去讲清真相,我必须在这一年里把它做了。在6月份,我在高中从事英语教学34年以后就要退休了。师父在这首诗词《快讲》中给了启悟,讲真相似乎更加迫切。

    快讲

    大法徒讲真象,
    口中利剑齐放。
    揭穿烂鬼谎言,
    抓紧救度快讲。

    当夏季快结束时,在要开始的新的学年里我要尽最大努力去告诉人们关于法轮功。在学期开始之前,我有一个奇怪的经历。发正念之后,我上床睡觉。很快,在一个困倦阶段,我感觉什么东西进了屋,向我走来,放一个枕头在我的面孔上又把它按下来要窒息我。这个状态是非常真实的。我不感到害怕,以正念消灭了这个灵体。很显然,另外空间的魔想阻止我在那个学年里所做的讲清真相。

    在那个学年期间,在这个高中我能够发现许多机会对学生和职员讲真相,其中有许多中国人。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时常来干涉我的努力,而在更微观的程度上,象是我自己的执著或自己的观念。最常出现的是,对公开正当的向前进步感到忧虑,担心他人不感兴趣,担心或者更糟糕,他人会拒绝我的材料或呼吁。我已直接体会到“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

    我发现了很多办法去接触学校的学生和职员。我在学校给职员写了两封新的信件。一封是关于在江泽民去年在休斯敦参观访问时我去了哪里。另一封信件是要说再见,提供关于查尔斯·李被拘留的信息,并邀请签署为释放他的请愿。当我与教师和其他职员单独地谈话时,他们的反应通常是很公正的,但我并不了解我的信件的整体作用。这个高中是在一个大建筑里,因而教师少有机会互相谈话。这就使我担忧别人的想法,因而有时候我感到对陌生人讲话比对同事讲话更容易。

    我们小组的组长在我们的小组会议上欢迎我谈论法轮功。我教了他们炼功,讲述了关于查尔斯·李,并且邀请他们签署要释放他的请愿。结果只有小组组长签了字。我意识到,我的那个观念就带来了这种状态:(那个观念就是)人们不愿意被请求去签署请愿。其它经验也揭示了我自己的想法如何影响结果。

    我有许多机会对我的学生讲清真相。我把“文化充实”,--由管理部门欢迎的话题,写入所有我所带的课程。我播放了法轮功录相,教了一两套功法,播放了由大法同修写的音乐,读了《转法轮》的一些摘录,告诉他们关于修炼,向他们展览章翠英的图画,并读一些报纸上关于法轮功的文章。我告诉他们,在出席一次因为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迫害的集会以后,我问自己能做什么去帮助他们,并且决定在当地报纸写了一篇文章。从那个报纸读那篇发表的文章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在他们那学期的最后一个教学日,我把真象光盘给了我所带的班上的所有毕业生,给了在我的辅导教室和自修室的所有中国血统的毕业生。我讲述了中国媒体宣传诽谤法轮功的运动和它的信息封锁。我告诉了学生们,多数中文报纸是由政府控制的,并且只刊登江氏一伙对法轮功的诽谤。我鼓励他们使用光盘帮助把真相传播出去。我也告诉了他们一些关于心性修炼,而且呢我也正在修炼我自己的心性,特别是在耐心这一方面。我给了他们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对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失去了耐心,并且也告诉他们我意识到了我必须要去长进我的耐心、容忍,和慈悲。当一年级学生们看见了在光盘上美好的标签时,他们也想要一个,因此我许诺,在最后教学日那天要给他们每人一张。

    在图书管理员的允许下,我在学校图书馆贴放了一张大的法轮大法真象海报。但是,几天以后它就被揭掉了。原来是一个职员和一些学生向校长抱怨,在大法网站上他们发现了在法轮图形里的万字符(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以为那是“纳粹党”所用的符号;实际那是东方传统文化中的佛家标志)。那几天里我试图去办公室顺便走访校长很多次,在他的办公室门边,首先遇见的就是大的、漂亮的大法真象海报。“真、善、忍”清楚地展现在路过校长办公室的人们眼前。

    最后有一次我见到了校长。我告诉他关于法轮功,提供关于法轮图形的信息,并告诉他,我高兴与学生交谈关于他们的关注。他感谢我给他展示了一些在杂志《慈悲》里的美好图片,但由于担心他没有同意让我再把海报张贴在学校图书馆里。

    很快就到了要为学校的文化交易会做准备的时候了。首先,我必须得到校长的允许。我担心他会说不,因为由于对海报的反响他已有过经验了。我留下了信息给他的秘书。然后我考虑了把什么弄在交易会上去展示。炼功怎么样呢?我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炼功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整天在那里炼功呀,因此我放弃了炼功的想法。

    在交易会之前时间已没剩太多时,我仍然没有听到校长的回音,因此我去找辅助校长,我认为肯定会给以允许的。然而她告诉了我,校长说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在体育馆里我不能得到法轮功展桌。校长是在观众厅里,要为学生大聚会演讲。在这些境况下,我踌躇是否去中断他。辅助校长却又第二和第三次地跟我说“就去跟他谈话。他说了你可以与他谈话嘛”。

    师父告诉了我们,“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象、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象、去救度生命。”(《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

    当聚集的学生等他演讲关于学校的证件政策时,我与校长有一个简要的交流。他允许了给予法轮功展桌,但必须是“严格文化的”。他最后的话是,“不要炼功”。多么奇怪呀。什么才能是更加文化的和美丽的?我是由于自己的这个观念给触及了,肯定是由于我自己不愿做炼功动作带来了这个结果。这并没有让我气馁,但却通过我对自我感觉的执著,它又渐渐地增大了。

    在交易会上,法轮功展桌位于入口处,一片小小的绿州在喧闹的体育馆里。学生会路过暂停并拿取了材料。一位从中国香港来的同事教师拿了一些图片,在桌旁坐了一阵子去看章翠英的绘画书。虽然他多年来对法轮大法保持着怀疑态度,我对他澄清了一些事实,之后,他看起来好象在支持大法了。

    之后,我有一个机会在麻萨诸塞教师协会的年会上作为代表对我的同行们作演讲。我准备了材料,是关于谴责中国江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提议。我必须把我打印的材料递交给会委员会,它来决定我是否能把它散发给代表们。委员会当时没有让我把材料放在桌子上,然而,在第二天的早晨,我那份提议的复印件,加上我的支持声明被安置在每一个座位上── 一个更好的安排,比放在所有其它材料之中使教师们塞入购物袋就提走更好。

    我的意愿在第二天快结束时实现了。这一天我多次发正念去消除困倦、头疼、以及我对向代表团演讲的焦虑。我能够清楚地讲话,以便使几百人都能够听到真相。

    最后,毕业典礼举行日到了。作告别演说者是一个中国女孩。在她的毕业演讲中,她讲了与她祖母一起在中国的旅行。我想到,“我必须给她光盘,而且也给她祖母一个中文的光盘”。我拿到了一个毕业贺卡,想着我要在上面写些什么给她,并且要去查找她的地址。

    出于我的意外,在她毕业几天后,她出现在我们一些教师吃午餐的后面屋子里。我能够与她谈论关于法轮功了,并给了她那张光盘。当她匆匆离去时,她离别的话语是,“我如果想要对法轮功做些什么,我知道在哪里找到你。”这时我就有了另一个原因要寄给她卡片了,她下一学年在学校里就找不到我了。这是又一次,我解决了与她联系的问题了。而又一次,虽然她已经不再在这个学校注册了,我在学校里偶然又遇到她。我感觉这些偶然相见的机会的出现,是由于我强大的正念──快去告诉她事实。

    这一学年以期终考试结束了。我的一个中国学生,在她的期终作文考试中写到:时间象瀑布一样流失……再也不会回来了,因而我们应该明智地改善我们生活的每一秒钟……。您教给了许多我们以前从未学过的东西,而且您是以您的爱心把它教给我们的……虽然我对法轮功不太感兴趣,但是因为我们是从您那儿学到的,至少我得知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让我们聪明地利用我们的生活吧。要快讲呀!

    (2003年11月美东南法会(亚特兰大)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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