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3年10月15日】为有效地继续推动全球诉江行动，继续向世界各国民众揭露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我把江××及610歹徒以及其他不法之徒对我和我认识的同修的迫害经历写出，作为法庭证据。我得法后我深感大法的精深博大，知道自己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与追求，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999年5月我们在操场上炼功，学校的公安部突然派人没收了我们洪法的横幅，说是有规定不许宣传法轮功，我们认为公民有信仰自由，也不见法律中有这么一条。为此我们找学院的书记说明情况并想要回横幅。院书记让我们找校党委书记。恰逢当晚新闻联播说不会反对公民信仰，并说引渡一事纯属谣言。第二天，我找校党委书记时，他却说：“我不管什么新闻联播，内部有文件不许宣传法轮功，要不要我拿文件给你看。”
1999年7月江××开始迫害大法，大家都摸不着头绪，但都表示无论如何都会坚修大法。8月底返校，开学的第二天，学校就召集学生中的大法弟子去“谈认识”（大法弟子是教师的，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办班洗脑），大家都纷纷说大法真是好，中央一定是误会了。我修了大法后如何好，我们一定会坚定修炼的。
当晚回宿舍，第二天（好像是1999年8月31日）老师到宿舍要我们收拾衣物用品跟他们走，当时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都跟着走。到了招待所，老师说：“你们几个不用去上课了，在这里好好学习学习，也不可以随便出去。”随后的日子就是每天看诽谤大法的录像、文章，写体会。每天不同的老师来跟我们谈认识。其他的事都不可以干，同学来看我们也要经过批准。但每次看诽谤录像都能用法理来破除它。看诽谤文章时，就只盯住法轮功及师父的名字看。大约过了一个月，学校认为没达到目的，就说如果不转化就要开除学籍。但这也没有动摇学员对师、对法的坚定的心。又过了一星期，学校把住得较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的父亲找来说要开除她，让她父亲领回家。面对父亲的老泪纵横及母亲严厉的责骂，她违心地写了保证，交出了大法的书。
两天后，我被他们送到学校郊外一个偏僻的农场的某队，另两位大法弟子分别被送往农场的其它队。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几个是最坚定的，又经常鼓励其他法轮功学员。另一方面是要将法轮功学员隔离，不能在一起讨论。在那里每天有两三个村干部的人监视，晚上也派专人监视。隔三岔五有公安的人来问话。本来学校安排我每天进行劳动，当地村民看我是大学生又瘦弱，就象征性地让做一些农活。在那里他们把我和另一个学员关一起，几天后看她很坚定就被送往某拘留所。在那里很寂寞，又不认识人，而且行动受到限制。真像那种被人拐骗后卖到深山里的那种感觉。在此期间，学校动员一批批的同学、同乡来做“思想工作”，希望用情来打动我们。
二十多天后，我被送回学校。第二天，我父亲千里迢迢地从家里赶来了。此前，一位家在H省偏僻的农村的法轮功学员，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老农民，好不容易家中出了一个大学生，全家人省吃俭用才供他上了大学。在快毕业时，学校就利用这来威胁他的家人，不断地打电话说要开除他，要家里来人领回去，于是没出过远门的这名法轮功学员的父亲不顾一切地来到学校。
我父亲来的第二天，学校就软硬兼施。一会说要开除我，一会说要父亲用亲情“挽救”我。听父亲说：由于我家未装电话，学校不断地打电话到村里有电话的人家中，闹得人心惶惶。母亲因此也被气病了。父亲劝我交出大法书籍，我不肯。于是我们年级的辅导老师就跑到我宿舍，把大法书都收到我柜子里并用锁锁上。说无论你交不交你都拿不到，到时叫公安没收就是了。后来我已经不知怎样做才好，在执著心的驱使下违心的交了书。学校也想快结束这件事，答应我可以在宿舍炼功，可以私藏大法书籍。我签了一个保证，并注明这些情况[注]。后来公安部反悔说不可以在书面上写明可以在宿舍炼功，可以私藏大法书籍。于是他们自己涂改了那份保证书。
回到宿舍后，学校派同学中入党积极分子及党员监视我们，不许我们讲话、聚一起，连收信件、听电话都有人注意。那时校园里的黑板报、校报、电视、时事政治课上到处都是诽谤大法的声音。
1999年12月，我们私下到一个学员家中，他说可能有些地区会有人一起炼功，问我们去不去，其中有一张纸条说要在1999年12月30日大家一起穿得漂亮去炼功“去圆满”之类。当时我认为可能不是大法弟子写的。但觉得炼功是堂堂正正的，可以去。后来才明白那张字条是北京特工部搞的，目的是将大法弟子一网打尽。
1999年12月30日，晚上十点，我们炼到第三套功法时，就听到警车呼啸而来，当时我正在做冲灌的动作，突然手臂被人抓住。两个公安把我押到一边，有一个口里不停地骂骂咧咧，到一所房子旁边，我一看已经有好几个法轮功学员。他们要我跪下，我不肯。有一个人从背后猛踢我，踢了两下，我站不稳，朝前跌在地上，我马上起来蹲着。后面又陆续押来了几个学员。事后听学员讲：看到他们那么用力地踢你，那么瘦弱的一个女孩子，看了心里好难受。我说我一点都没感觉痛。
把我们劫持上警车，到公安局后，他们就开始搜身。连准备打坐的一张报纸都搜去。之后，随便问了几句，把我们关在一间水泥地板的空房里面，他们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他们便一个个开始提审，要我们说出“谁是组织者”等等。记得当时问我的是两个年轻的恶警，那咆哮的声音很凶恶。他们要我跪下，我不肯，他们那样子几乎是随时会过来打人。他们问了一整天，什么也没问出来，又把我们关回那间房。
第三天学院派人领我们回去，两天后要我们收拾东西去洗脑班。这次洗脑班在学校附近一个废弃的手套厂，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临时厕所。因为要把我们隔离，所以每人一间房，里面有一张床。每天又开始了无穷尽的谈话、看诽谤大法的材料。还要劳动。
过了将近两个月吧，学校特许了两天，我们去参加期末考。此时学校也人困马乏，要我们写一份材料，大家都回去了。听说学校准备开除我们几个。
放寒假过旧历年了。同学们都回去找工作去了，学校猛打电话要家里来人签保证后，领我才能回家。我被留在学校，日夜有人跟着。
第二学期开学，学校发了一份是非问答题，给所有大法弟子。有四个题，其中有两道问大法是不是X教，及见到他人炼功报不报告的问题，我答“不是”。因此学校扣了我的学位证，作了开除团籍处分(另一位同学和我的处境一样)，并通知家庭所在地的公安处。听说还将我和那位同学是大法弟子发在某一网站上，提醒用人单位注意。
毕业后，曾收到一法轮功学员的来信，告知我，他因修炼大法已被非法判2年多。他于2002年4月28日给我的来信中说：“现在的我，已经在云南第一监狱一年多，加上在G县看守所的一年多，合计已是两年又两个多月了。”之后写信再也没有回音。
在一次讲真相中，知道一位同事是大法弟子。他于2003年3月15日在Y市F区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至今被关在某公安局看守所。其父年迈有病。家中仅靠其工资度日、付医药费。
我同学于2003年9月9日在深圳发真相资料时失踪，估计为恶警绑架。至今下落不明。其家人焦急无比，母亲患有高血压。
我在外工作，不慎丢失身份证，家乡的610歹徒以此为借口，要我说出工作的单位与电话，我没有配合，因为按正常程序不须如此。他们借此扣留我的身份证。老百姓也认为公安局很过分，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有身份证，没理由随意扣留。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分类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