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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2年8月23日】2002年8月22日，香港立法会议员余若薇就香港诬告案一事回复法轮功学员，以下为信件全文：
16名本港与瑞士藉法轮功学员，因为今年三月在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正门外的静坐行动，被裁定阻街、阻差办公及袭警等罪名成立。这是本港首宗检控法轮功学员的个案，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担心内地取缔法轮功活动伸延至香港，令本港的言论与集会自由蒙上阴影。 由于法轮功学员可能提出上诉，对于案情或判决或不宜评论太多。然而过往政府官员与警方在拘捕请愿人士，或谈及言论与集会自由等问题时，经常强调要在公民权利与是否影响公众之间求取「平衡」，裁判官在这次判决中亦提出类似观点，对此笔者认为有商榷余地。 《基本法》第27条订明，港人有集会、游行及示威等自由，这些权利当然不是绝对的，然而政府当局亦不应以「平衡各方利益」为作出限制的着眼点。很多时候，请愿人士或团体只属社会上的少数，其意见或行动不一定为大多数市民所认同，若动辄以「平衡」社会其他人士利益为由，限制这些人的请愿行动，那么《基本法》保障的权利也沦为空谈。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损毁国旗及区旗案裁决中引用国际法理，强调对发表自由的权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应是「为了保障公众秩序所必要」，简言之，政府在限制请愿活动时，必须证明有关限制是文明社会中「必不可少」。为了维护公民权利，社会对于请愿行动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容忍。 在本案中法轮功学员被控以阻街罪名，警方并强调曾接获市民的投诉。事实上，任何示威行动或多或少会对公众构成不便，除非有关行动影响市民安全或公众秩序，例如涉及暴力，或严重影响交通秩序等等，否则警方不应该加以限制。若果警方每次接获投诉便清场拉人，那还有什么言论或集会权利可言？ 以本案为例，任何曾路经中联办正门外的市民，皆知道那处行人路十分宽阔(据辩方律师量度事发现场行人路约30尺)，人流亦十分稀疏；请愿人士最多只有16人，他们亦只不过在现场静坐练功，占用地方很小。对于这类小规模与平静的抗议行动作出限制，难道真的是「必不可少」吗？ 早前数万名公务员上街抗议立法减薪，若论「阻街」程度，较诸法轮功学员这次静坐请愿，不知超出多少倍，警方并没有阻挠。根据《公安条例》，超过30人的游行或50人的集会，需要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法轮功学员静坐不过是16人，连事先申请也无需要，却仍被控阻街，这又是否有点儿讽刺？ 月前百多名外地法轮功学员趁回归五周年前夕来港，向出席庆典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请愿惟被拒入境，据传媒报道，部分学员遭入境处人员「五花大绑」并强行抬上飞机，笔者曾就此致函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求证，惟政府当局以「传媒报道可能并不充分反映事实」为名不肯评论，亦拒绝作出调查。 政府应该明白，法轮功能否在港自由活动，是国际社会关注的敏感问题，亦是一国两制是否获得落实的重要指标。姑勿论这次检控是否基于政治考虑，笔者更担心的是，日后「阻街」会否成为政府限制游行、示威权利的藉口？由于被定罪的法轮功学员可能上诉，预计本案将又掀起一场新的宪制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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