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2年7月12日】这个国家重点工程还没验收就已经停产──40亿元打了水漂。1991年6月20日，国家重点工程──湖北荆襄磷化公司56万吨重钙项目在大峪口开工了。这是国家“八五”期间投资最大的矿肥结合项目之一。该项目于1999年12月9日验收合格。而在此前两个月，它就已经因内外交困而停产。
大峪口位于湖北省钟祥市胡集镇境内，这一带方圆数百里都是我国主要的磷矿资源地区。1958年，国家在这里成立了荆襄磷矿。1985年，矿党委向省、化工部、国家计委提出申请，要在此地建24万吨磷铵装置，将磷矿就地加工。当时有一个很鼓舞化肥行业的口号：化肥不进口，全靠自己干，横下一条心，拿下三千万。接到荆襄的报告后，马上就有高官来考察。但考察后认为这里没有生产磷铵的主要原料合成氨，上磷铵不合适。这时候另有位高官说，要不就上重钙吧。就此，一个年产56万吨重钙项目很快变成了白纸黑字。
整个企业不吃不喝也要五六年才能收回投资。而这个项目的理想寿命也只有10年。设备就是开烂两回，也难见利润。
1989年3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荆襄磷矿年产56万吨重钙项目（也称大峪口矿肥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当时批准的总投资为10.66亿元人民币，其中用世行贷款9415万美元，不够部分由国内配套。
一个千辛万苦的项目就开始了──首先是钱。由于种种原因，开工时间拖到了1991年6月20日，项目预算也成了14.66亿元，比可行性报告多了4亿元。1996年7月16日概算总投资又调整至36.697亿元。随着预算的连连突破，该项目所背的利息也在长。利息最高时达到15％。到建成时，该项目光利息就超了五六亿。预算连连突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时间一拖，物价涨上去了，原来的钱不够用了。为什么时间一拖再拖，原因也很简单：资金不到位。这个项目国内配套的80％资金是由国家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及国家拨款、建设债券等组成。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明明是国家要上的项目国家出钱，却逼得企业像要小钱一样一点点地去要钱搞基建。当时任项目指挥长的荆襄磷化公司总经理曾春苟回忆说，人家世行贷款没问题，合同什么时候签了就到位，国家钱可没那么痛快，你得求爷爷告奶奶，先给你一点，你再请示再汇报就再给一点，不请示汇报谁给你呀。我一年要跑十来趟国家计委，硬是跑到大年三十。还要跑化工部、财政部、重大办……还要请客送礼说好话。我常想，我这到底是替谁在跑？
第二还是钱。根据荆襄磷矿打给省政府的“荆化字（1998）14号”报告，国内配套资金的20％要由湖北省自筹，金额为5.8643亿元。但实际上截至1997年底，工程只从省里拿到近2.4亿元。据计算，该工程建成投入正常生产后，需要流动资金3.3亿元，而湖北省少拿的几乎占了整个流动资金。但回过头看，即使湖北省资金全部到了位，即使国家答应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这个工程也不会真正立起来的。
到了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出这个工程的致命弱点了。其实稍有点数学常识的人就能算得出来，连本带息近40亿元的投资最后要摊到年产56万吨的重钙上。一吨重钙（粉状）就算按历史上的最高出厂价1250元，一年56万吨重钙全卖出去，也只能收7亿。就这么个卖法，整个企业不吃不喝也要五六年才能收回投资。而这个项目的理想寿命也只有10年左右。换句话说，这个项目就是开烂两回，也难见利润。人们开始在下面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一个人焦急地站出来反对，没有一个人在会上露出心情沉重的样子。相反，从上到下都在乐此不疲地奔波着。俗话说，吃工程吃工程，有工程就有吃的。谁也不用花一分钱，谁也不用承担后果，相反，谈判、设计、施工、采购、操作……每个环节都因此而有了活干，有了钱挣，有了国出，有了升迁、捞外快的机会。这般好事，谁又愿意搅和呢？
1999年10月，整个荆襄矿区全部停车。有意思的是，两个月后，该工程居然正式通过了竣工验收。
1997年5月18日，荆襄磷化集团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大峪口工程胜利建成。但就在新闻发布会开完不到两个月，该公司就开始向有关部门打报告告急。第一个是《关于解决大峪口矿肥结合项目急需投产流动资金的报告》。从1997年7月到2000年6月，荆襄磷化集团共向国家计委、化工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湖北省等有关部门打了40多个紧急报告，包括申请流动资金和资本金、申请项目改造、申请债转股、直至申请破产兼并等。此间国家和有关部门也想尽了办法，先后采取了封闭贷款、债转股、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帮助寻找接收方等办法，但终究解决不了这个大摊子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从1999年春节开始，荆襄磷矿各装置就陆续停车。到当年10月初，整个荆襄矿区全部停车。
有意思的是，两个月后，该工程居然正式通过了竣工验收。验收报告称，“实践证明，项目的主要方案确定是合理的，设计是成功的，工程的安排、投资的控制和使用符合基建程序规范……建设速度是快的。”
停车后，曾春苟成了人们眼中的罪人。停车后不久，省委组织部下来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曾春苟的不信任率达98％。他被免职了。免职后他反倒冷静了，说，我亲手把它建起来，又亲手把它停下来，但这不是我的错，我犯不了这么大的错。我的教训是：今后要上项目，产品不好决不上，钱不到位决不上，不是自己的决不上。
到1999年10月重钙主装置全线停车时，荆襄磷矿的财务状况是：现有账面资产为527069万元，评估后净值212130万元，欠外债31650万元（其中欠银行11200万元，欠原料费、电费、药费等20450万元），欠内债11100万元（其中工资白条5600万元，养老费3200万元），另外还有1050万元的在外投资无法收回。
为了在日益恶劣的情况下能够活下去等待国家救援，荆襄想出了许多办法。因为欠银行的钱，荆襄的账号基本上都被封了，逼得荆襄公款私存，把钱转到私人账号上。过年省长给了点救命钱，银行说钱一到我就要划走，我不划走法院也要封。荆襄赶紧又把钱退回到省里。后来省长下了死命令，这钱无论如何要拨给荆襄，这才又转回来。由于荆襄外债太多，告荆襄的案子有几十个在等着，法院不但封账号，还扣车，在街上见一辆扣一辆。原来的数百辆大大小小的车，后来就只有两辆小车有行动自由───董事长和总经理的。
副省长亲自陪吃陪喝陪笑脸，破例批准公款送礼。从国家到省里的主要领导都被扯进荆襄这个烂泥塘，但却没人能够阻止荆襄不断恶化的速度。
最可怜的是荆襄的职工。到2001年底，荆襄内退人数已达1383人，下岗6000多人。2000年大多数职工人均只发了1200元生活费，2001年只发了1500元生活费，许多家庭看病、孩子上学都发生严重困难。老职工们的一腔热情化作一肚子怨气。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向上级部门写信反映问题，找下台的领导和新上台的领导大声地质问他们，斥责他们，推搡他们。但是这都没有用。企业的领导们什么也回答不了职工，企业不是他们的，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他们的使命就是使出浑身解数化解矛盾，别让矛盾激化，别让职工上街。
2001年1月到任的现任董事长梅刚国，此前在省里管理干部学院当副院长，论著颇丰，桃李满天下。上至省领导，下至企业头头，见了他都尊他“梅老师”、“梅院长”。到了荆襄，他才发现自己变成了个叫花子。省委找他谈话时给了他两项任务：一要找饭吃，二要找活路。一年下来，他发现这两条哪条他也做不到。荆襄眼下这个样子，没有人会再给他饭吃。1.3万多人的企业，最少的时候，他这个董事长手里能掌握的资金只有200多元。
其实为荆襄着急的远不止梅刚国一个人。从荆襄开始打困难报告时起，从国务院领导到省里领导以及国家各部委有关负责人都为荆襄的事打过报告听过汇报做过批示。湖北省新省长张国光到任后的头三个会都是听荆襄问题汇报。为了能给荆襄找条活路，分管工业的副省长亲自陪吃陪喝陪笑脸，破例批准公款送礼。可以说，从国家到省里的主要领导都被扯进荆襄这个烂泥塘，但却没人能够阻止荆襄仍在不断恶化的速度。其实办法还是有的。目前上下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先缩水破产，再拍卖出让。连荆襄人自己也承认，由于年久失修和管理不善，再加上负债累累，眼下荆襄所值已经远不是账面上的50多个亿了，没有人会当冤大头按这个价值收购荆襄的。
荆襄磷矿1999年后打的报告，都是坚定不移并且心急如焚地要求缩水破产兼并。这一决心得到了省里的大力支持。于是荆襄四处寻找买主，先后和几家公司谈过，这几家公司也先后大张旗鼓地前来评估考察。上面提到的荆襄目前净值212130万元的评估报告就是几家想收购荆襄的中外公司做出的。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原因基本上有两个，一是这几家公司评估的净值与账面资产差距太大，二是这几家企业都以荆襄是国家建的为由，要求国家再给予优惠政策。但这两条国家有关部门都难以接受。特别是第一条，国家计委根本接受不了，我花了近40亿元建起来的企业，刚验收完了就剩下21亿了？那十几亿上哪去了，你们谁能说清楚？
谁能说清楚呢？谁也说不清楚。谁说清楚了就得赔。谁赔得起？谁敢担这个责任？没人担责任就得继续往下耗。
最大的失败还不是制造出“开业之时就是停产之日”的悲剧，而是悲剧出来了，却找不到人来收场。
昔日红红火火、风风光光的胡集镇，随着荆襄磷矿的偃旗息鼓而迅速凋落。矿区的电影院没了，图书馆没了，小饭馆小卖铺没了，满街骑着脏乎乎的摩托车吆喝着拉人的都是矿里的职工。由于欠电费太多，省长的话也不管用了，家家只好备着一捆捆的蜡烛。两年来，职工们习惯了晚上才有水，偶尔白天来了水，大家反倒觉得奇怪，猜测至少来了个司长。
一套套分别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进口的具有90年代水平的设备在一天天腐蚀，管道漏了，仪表被人卸走了，阀门锈成个铁砣，螺钉用手一拨拉就掉。一些设备还没拆包就扔在工地上任凭风吹雨打，一些设备职工还没来得及弄懂说明书就已经成了一堆废铁……职工们心疼地说，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几十亿的国有资产就真的没了。
一个投资近40亿的工程还没正式验收就已经停产了，这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投资体制来说，不啻是一次巨大的失败。然而，对这种投资体制来说，最大的失败还不是制造出“开业之时就是停产之日”的悲剧，而是悲剧出来了，却找不到人来收场。（转自《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