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2年4月16日】4月9日，人间首恶江泽民在德国柏林的第二天中午，我作为持有德国记者证的正式登记记者观看了德国总理施律得在总理府门口迎接江泽民的仪式。在江到来之前我和其他记者一起站在记者台上，我向总理府外望去，视野内没有一个抗议团体。因为这次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德国警方设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安全保卫区”。我知道同修们在五百米外的一个角落里炼功，发正念，但我看不到一个横幅。突然我发现记者台对面的护栏里有三名记者，这两组记者之间是江必经的红地毯。如果我站在那边的护栏里就可以离江很近，只有三米。我想起前一天在机场对记者过份严格的防范措施，意识到即使作为记者也不是有很多机会能如此接近江。我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说几句话。一刹那间正念从心中升起，思想里什么杂念都没有了，心里很宁静，我觉得自己的意志坚不可摧。
我站好位置后一会儿江的车队来了，他下车，握手，冲记者们作姿，在他转身踏上红地毯，离我只有三米时，我用中文喊：“停止迫害法轮功！”我刚喊出声，一个始终就紧挨着站在我身后的中国保安马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一边交给两名德国保安，但我喊的话江泽民应该是一个字不落地听到了。
在总统府里，一名警官把我的记者证和护照号码记录了下来。他说：“您知道，您不应该喊。”我说：“您也知道，如果江泽民不镇压法轮功，我是不会喊的。”他的声音一下子低下去了，吞吞吐吐地说：“作为警察我不想对此事做出评价。”我给警察们看《见证》中被打致死的图片，讲前不久在长春发生的事情和江泽民的“杀无赦”的命令。然后我指着窗外说：“你们心里清楚江泽民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很多团体在柏林抗议，可在这里能看到他们吗？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五百米外的一个几乎没有人看到的小角落里炼功。中国发生了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而在德国，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人们连抗议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不对的。他们不能被看到，说不了话，那么我就来说。”
警察说这完全是安全防范措施，我说：“一个横幅能危害到谁的安全？闭着眼睛打坐的人危害到谁的安全了？”警察又说他们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但江是德国的客人。我说：“当年希特勒到别的国家出访也是国家客人，可现在谁把这当作荣耀？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其现在在国际法庭被控告。杀人犯就是杀人犯，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一个国家元首首先是一个人。不管他做了什么，都是要偿还的。”
我想我该说的都说了。我应该抓紧时间发正念。同修们都在至少五百米以外，只有我和江泽民在同一座房子里。于是我盘腿立掌发正念。只是在警察偶而问我问题时我才回答。一个小时以后，警察说没事了，但我得等江泽民走了之后才能走。我想正好，我多在总理府发发正念。二十分钟以后，我睁开眼看到一个警察正望着窗外。我回头一看，才发现中国代表团的车队就停在我面前的大落地窗前。
车队开走了，我在两名警察陪同下走向总理府大门，两名门卫和我一起走到200米外的警戒线。我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向他们讲真相，一个警察小声说：“我个人赞同您的行为，我很钦佩您。”
一个小时后，在江住的旅馆里一名中国官员从很远就开始盯着我，等走近了，他突然笑了，问我：“法轮功？”我说是呀。他又说：“我认识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来看看这儿，这个旅馆可是柏林最好的旅馆。”他忍不住笑得更厉害了，对身边的德国人说：“哪儿都是法轮功。”
几个小时后一名也在总理府的记者在我们炼功的地方找到我。他很担心我的安全，看到我在炼功他很高兴。他说一个记者的天职就是传达信息，我采取了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把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忠实地传达给了江泽民。他说我是英雄，我说我不是，我所承受的风险不及国内学员的百分之一。
由于德国警察没收了我采访此次江的国事访问的记者证(我的护照和记者证还给了我) ，并且这几天很多迹象表明江泽民对德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于是我于当天给一家人权组织和我所在的记者协会写了一份报告，陈诉了事实经过和我对此事的看法，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1/215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