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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京护法的经历
【明慧网2002年12月18日】2000年11月的一天，我悟到：我应该进京护法了。前几天，我到一个同修家谈到要进京护法的事。那个同修说：“你再等几天，我给你找几个同修一起去”。我说：“那也行”。可是，在晚上我们几个同修出去撒真相材料时，一个同修说：“要想进京护法，要想去就马上去，不能等，一天也不能等”。我猛然悟到：这一定是点化我，让我不能等。我下了最后的决心，再不能等了。第二天早晨，我穿了一身工作服出发了。 在汽车站，我碰见了炼功点的辅导员。我说了要进京护法的事。她听了很高兴。她正要去看望第二次进京回来的同修任××。我说：“我是晚上的火车，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小任”。在一个大副食商店，我买了几十元钱的水果和辅导员来到小任家。小任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我们知道他这次进京护法承受很大。谈话中小任谈起了他进京护法的经历。他讲的很感人。我和辅导员十分感动，我俩都眼里含着泪听完了小任的叙述。我说：“你做的真好，我有一个想法，你应该把你的经历写下来，我给你整理一下给明慧网发过去，这也是揭露邪恶”。小任点点头说：“行，过几天我身体恢复好些，我就开始写”。我们一共谈了五、六个小时。 天快黑时，辅导员请我吃了一顿送行饭，我才来到火车站，买完火车票不一会，就到了检票的时间，上了火车上，车厢里人很多，我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一会儿，火车开了，车厢里刚刚平静下来，突然来了四个警察，他们一上来就把我围住了，为首的一个胖警察，十分凶恶地对我说：“把你的车票拿出来”。我把车票交给他。他一看去北京就问：“你有身份证吗”。我很平静地说：“我没带”。他又说：“到北京干什么”。我说：“去打工。”“打工，不带身份证住那里”。我说：“我有亲戚在北京。”他问：“在什么区”。我说：“在房山区”。那个胖警察看我这样平静，一点慌张惧怕的神色都没有，就把车票还给我领着其他警察走了。我心里想：怎么车上还要检查，要不是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就麻烦了。我自己也感觉奇怪，那么多警察问我，而我却出奇地平静。事后回想起来很后怕，当时，只要有一点慌张，他们就把我带走了，我身上有一个条幅。 后来，听车厢里的旅客说：这些铁路警察搜查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搜查出一个给200元钱，难怪他们这么卖力。 在火车上，我一宿也没睡觉，回想起自己得法后的身心变化，真是有千言万语也不知如何倾诉，一幕一幕象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闪过…… 列车大约早晨5点钟驶进了北京站。我知道北京站盘查法轮功的人很多。我看到一个女同志拎了两个大皮箱十分吃力，我就走过去说：“我帮你拎一个吧。”她说：“那太谢谢了”。我和她一边谈着话一边轻松地出了车站检票口，我把皮箱交给那个女同志就向汽车站走去。 早晨6点多钟，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正在举行升旗仪式。我想：这时人多，打开条幅效果好。这时，有一个老年人，看样子有七十多岁，满头白发，被两个警察架着朝警车走去。那老人一边走着一边哭着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炼法轮功啊？”我想看个原因就跟了过去，那两个警察把老人塞进了警车。我心想：到北京护法是很神圣伟大的事，为什么要哭呀？我可不能这样做。我回头一看，看升旗的人已散。我只好到天安门附近的商店转了一圈，到上午9点左右，我又回到天安门广场。我下决心，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做好。这时，我看见有四个女同修在广场上炼动功——抱轮。刚抱轮一分钟，就被一群警察绑架走了，我正要走开，一个警察朝我跑来问：“你有身份证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是不是法轮功？”我说：“是又怎样”。这时，我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不知那来的力气，一把推开纠缠我的警察，猛地抽出衣兜里的“真、善、忍”条幅，边打起条幅边大声喊道：“法轮大法好”。我的喊声惊动了旁边的警察，他们跑过来和刚才纠缠我的那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用脚踩着我。 一会儿，一辆警车开过来，我被他们推上了警车。这时车上有五、六个大法弟子，过了一会又被推上来七、八个，大约十几个人。我们被送到前门派出所，在一个房间里一个一个地问。到提问我时，一个警察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大法粒子”。“从那来”。“我不说。”我们这一批有两个说了地址姓名就被带到其他地方去了。剩下我们不说姓名的被送到地下室的大铁笼子里。那里有几十个大法弟子。我们一进去，所有的大法弟子都热烈地鼓掌，象欢迎亲人一样。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大铁笼子里有七、八十人，天南海北操着各种口音的大法弟子在互相交流、互相鼓励着。有人提议大家一起背《洪吟》。于是，有人领着，我们七、八十人大声背起《洪吟》，接着背《论语》，响亮的声音震的铁栏杆嗡嗡地响，整个站前派出所都能听得到。一会儿，一个头头模样的警察进来，一边骂着脏话一边用警棍敲打着铁笼子，他不让背。我们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所有的警察都被这声音震慑住了。一会儿，他们都出去了。 到了下午，大铁笼子装不下了，要分散到别处去。大约5点左右，警察让男同修都出来，到我出来时，却不让我去了。仍把我留在铁笼子里。在铁笼子里，我们尽量让出一些地方给年岁大的同修坐，我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同修就地打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还有一个河南的同修脸上被警察打破了几处。 这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有的同修把随身带来的水和饼干分给其他同修，我和那个河南同修一点也没吃没喝。 9点多钟，我们50个大法弟子被警察推上一辆大客车。大客车在路上开了两个多小时，在一个看守所门前停下来，我们还在车上，地上已站满了警察，一边下车一个警察在每人的背上用粉笔编上号，我的编号是38，我们50个大法弟子在看守所的院子里站着，旁边有几个持枪的武警看着我们。接着是逐个提审。天气很冷，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我旁边的那个年纪大的老同修又炼起抱轮。提审我的是一老一小两个警察，他们问：“叫什么名字，从哪来”。我不说。也不知他们在纸上写着什么。一会儿，那个年轻的警察带我去体检。主要量血压和测心率。体检完，我们又回到院子里站着。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喊我的代号38。原来是一个高个子警察，把我和那个年岁大的老同修，还有一个女同修，带到一个房间里。高个子警察说：“你们被释放了，现在就可以走了”。我旁边的老同修说：“我不走，我是来正法的”。那个警察拉了我一下胳膊说：“你劝一劝那个老头，现在就放你们还不快走，因为你们都检查出有高血压、心脏病，我们这不能留”。我走到老同修的身旁小声说：“他们放我们，我们就走吧，也许我们就不应该呆在这里，也许师父的法身就是这么安排的……”老同修终于想通了。我们三个第一批先被放出看守所，在那个大门旁，我仔细一看是：延庆县看守所。 在大门外，我们等着被陆陆续续放出的大法弟子。最后，我们十个大法弟子租了一辆面包车，来到延庆县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很小，候车室已上锁，我们只好在台阶上坐着等车。有一个管候车室的铁路警察走过来，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说等车。他说要给我们找一个地方等车，但必须每人交两元钱，我们每人都很累，而且一天没吃东西了，就答应了他。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楼上，我们一边休息一边闲谈。还向那个警察洪法。谁知那个警察听说我们是大法弟子，就报告了他的上级，他的领导又找来当地的派出所。于是，派出所的警察用警车把我们十个大法弟子绑架到延庆县派出所，我们抗议。要找他们的领导谈话。可是，他们说这是要县公安局决定。我们在派出所呆到天亮，8点多，来了十多个警察又强行把我们绑架到看守所。一个管教看到我们说：“昨晚刚把你们放了，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我们在车站上等车，不知为什么又把我们抓到这里来了”。过了一会儿，把我们十个人都分别投到监室里。开始，我投到16号，里面地铺上坐满了人。一个犯人叫我坐在水泥地上，有两个人走过来问我：“因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法轮功”。有几个人冲我微笑示意，我心里明白，他们一定是我的同修。在这个监室里只呆了一个多小时，那个警察又把我叫出来，又换了一个监室，那个警察打开15号，并大声对犯人们说：“这个大法弟子不说姓名地址，你们要好好招待招待他，叫他说”。说完他就走了。 我一进监室，一群犯人就围着我拳打脚踢，打累了又换上一批。他们还嘴上说着：“这是管教让我们招待招待你”。我的身上腿上都被打肿了，一个年轻犯人一拳打在我肚子上，我半天才喘上来气。我忽然想起我是炼功人，是有师父保护的。我心里想着：请师父保护我，弟子受不了了。那个年轻犯人又一重拳打在我肚子上，我这次没感觉十分痛，可那个犯人却摇着手走开了，很显然是他的手弄伤了。不一会儿，犯人们不打我了。到了晚上，快睡觉了，犯人们扒光我的衣服浇凉水，说是每人要过的一关。我被浇了几十盆凉水，冻的我浑身发抖，这个监室里的另一个当地的大法弟子拽我的手示意我：要赶紧穿衣服。我一看一个叫“小山东”的犯人，正在我的棉裤上乱翻，（我的棉裤里真有200元钱，那个小山东把所有的地方都翻遍了，放钱的布也翻了，就是看不见钱在里面。真是不该丢的东西不丢。） 我穿上衣服，身上有些暖和了。到睡觉时，犯人头对我说：“你也没行李就靠墙吧”。我就穿着衣服贴在冰冷的墙壁上。当时，北京的天气也很冷，外面飘着雪花，墙上有裂缝，我冻的一夜也没睡觉。第二天早晨，犯人们开始吃饭，我绝食抗议。犯人们一边骂我，一边打我。我心里很坦然，不为所动。大约中午11点左右，有一个警察拿着门钥匙开门。一个犯人说：“你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一定是要给你灌食，你就不怕把你灌死吗？”我没吱声。那个警察打开门说：“38号法轮功出来，收拾收拾东西”。我心想：灌食收拾东西干什么。我穿好衣服跟着那个警察走到一个过道口，那里一个戴着眼镜的瘦警察说：“你到门卫室把你的东西拿着，你被释放了”。我到门卫室拿了我的东西，那个瘦警察把我送出了二进二出的延庆县看守所。 我坐车回到北京，晚上上车，坐了一夜的列车回到了我已离开三天三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