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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2年10月7日】丹麦政治报2002年9月29日报导，法轮功修炼者赵明走进中共的老巢，为法轮功在中国遭到[江氏集团的不公正]待遇申诉。但他却到两年以后才从中国的劳教所里出来。在那里，他每天都受到酷刑、毒打和被迫洗脑。
中国团河劳教所的一栋楼是空的，因此周围谁也听不到那里发生了什么。当赵明走进那间房子里时，他非常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事。6个警察站在他面前，每人手上拿着24英寸长用来电击的电棍。在灰色的水泥地上有一块板，可以把人的头、手、脚及臀部捆起来。当时是晚上，而赵明已经有两天被迫不能睡觉，他们不停地打他，踢他，用冷水浇他。 当电棍击到赵明的头、脖子、肩、肚子和大腿上时，屋子里充满了电火花发出的响声。但是赵明一声不吭，他决定要尽可能地冷静面对这长达一小时的邪恶。 赵明说，“其中的一个警察非常‘狡猾’。他能同时用两根电棍电击我的胸部，因此全身到处是电流，人几乎是要爆炸了。我嘴里变得干燥，呼吸急迫，一条大腿痉挛起来。我想如果我要死了，就不会这么难受了。这种经历真是生不如死。” 这是7个月前的事了。现在，这名31岁的中国人在哥本哈根讲述他在中国劳教所里22个月的经历。他遭受的酷刑像一个导火线一样，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人权侵犯曝了光。上周的欧亚峰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场合。 其实，赵明只想在生活中做一个好人。他与中国的体制进行抗争，因为法轮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法轮功是我生活中的真谛。我们只是想做好人──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我们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而生活。”他说。 上交他的护照 赵明是在离北京西北方向850公里的长春市出生及成长的。他在学校里学习很好，22岁那年毕业于中国的第一流大学，拿到了计算机专业的学位。毕业后他在一家软件公司里工作了5年，于1999年3月赴爱尔兰，在爱尔兰的一所大学里继续他的学业。 1999年圣诞节期间，他走进中共的老巢，对当局进行投诉。他走入在北京的政府“信访办”，中国人在那里可以就他们的待遇向国家抱怨。赵明走进去，上诉法轮功在1999年5月被[江氏集团]取缔，当局自那时起对这个打坐团体的修炼人进行迫害。 他主动地递上了护照和身份证，以便得到上访的表格。 几小时后，他被送到审讯处，在那里他头一次尝到了他在以后两年中要承受的滋味。他被气势汹汹的警察们扔来扔去，头部被毒打。 “我始终向他们解释说，我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而他们这样打我才是犯了罪的。但这无济于事。”赵明说。 审讯后，他被用火车遣送回家乡。在那里他受到了更多的审讯才被释放，但他们没有还给他护照。他无法回爱尔兰，最后就来到了北京，在街上发法轮功的传单。 从未经过法律审判 他一直在北京发传单，直到2000年5月13日。当时他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坐在一间学生宿舍里，突然八名警察冲了进来，把他们押进不同的警车里。在警察局，他被告知因“扰乱社会秩序”而逮捕。 随后是许多次粗暴的审讯。一个月后他被告知将被送到一个劳教所。在这一个月里赵明进行了18天的绝食。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审判或定罪。根据赵明所说，把人送劳教在中国是一种行政决定。 他被送到团河劳教所，这是一个以洗脑而臭名昭著的地方。这家关有1千名左右犯人的劳教所位于北京的郊区。赵明被迫参加劳教所为法轮功学员办的学习班。他们必须看反法轮功的录像，大声地读反法轮功的书，并要和狱卒进行讨论。这些经常要持续到早上2点到四点，也就是说，赵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晚上不能睡觉。 除了洗脑，狱卒还命令同监的犯人毒打赵明。有一次，他被10个犯人毒打，事后有五天不能行走。有时他还被迫每天站立20小时，一连好多天，或者几小时地蹲马步。所有这一切，再加上电击酷刑，给赵明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他大腿往下没有知觉，他感觉不到自己是否穿鞋或穿袜子。 精神囚犯 在爱尔兰，人们对他的事例日益关注。在爱尔兰总理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赵明于今年五月被释放。不久后他回到了爱尔兰。虽然他的肉体自由了，但精神上仍没有获得自由。2002年3月在团河的那栋空楼里的那场电击酷刑后，赵明没有撑住，他签了字表示放弃法轮功。 “我现在很后悔。但当时我无法清醒地思考，我感到我快扛不住酷刑了。这是对我的精神强奸，迫使我签字。事实上这比肉体上的暴力更痛苦，因为我现在必须面对事实，我签了违背我意愿的东西。只要这些文件存在一天，我的心灵就不会完整。”赵明说。他希望丹麦人民将会理解法轮功。 “在西方社会有人认为，我们在中国遭受[江氏集团]的迫害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我无缘无故地遭受酷刑，这似乎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中国[江氏集团]的体制是不讲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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