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2年1月28日】我叫邵晓东，现定居海外。我是一名中国医师，也是美国执照针灸中医师，从事医学实践多年，获中西医学双学位、中西医师双资格和针灸、气功双专业硕士学位。我的专业学习的顺序是西医—>中医—>针灸—>气功。这与现在社会上那些难病、怪病患者的寻医、寻药途径有点相似。患者通常先去看西医，从常规的理化检测到高科技的CT或更高级的MRI(核磁共振断层扫描)，先诊断个病名，再口服西药或外加针剂注射、点滴。若久治无效，转院去求治于中医、中药、偏方；再无效，求助于针灸；仍无效，就去试试气功。举两个典型的例子：80年代，我曾任中国黑龙江省气功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原黑龙江卫生厅厅长，他患有多种慢性老年病，经全省西医、中医界的名医、专家会诊、治疗，见效甚微，无奈之下，转而求助于气功，虽不能痊愈，但确有显效。老厅长本人也是西医主任医师，他通过亲身炼功受益，证实气功能治病，故主动出任省气功科学研究会会长，支持气功。另一个人是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部长崔月梨，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冤狱酷刑折磨，浑身是病，经中西医治疗达不到预期疗效后转而求助于气功，疗效显著，故确信气功是国之瑰宝，因而出任中国医学气功学会名誉会长，支持气功。上述二人，一位是省级医学界最高行政长官，另一位是国家级卫生部门行政首脑，他们有条件服用最昂贵的进口高级西药和最稀少的地道特效中药，也有条件接受名医、专家外加最现代化的医疗高科技手段治疗，而且全额公费医疗，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求助于最传统的气功。这两个典型实例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还不够，我们还有必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西医、中医、针灸、气功的特点与局限性做进一步说明。 现代医学（俗称西医）的特点之一是辨病论治（指病的名称）、对症处理（指症状）。擅长于依赖现代检测仪器对疾病作出病名的诊断、鉴别诊断。临床治疗以化学合成的西药为主，追求即时效应，如血压太高就用降压药，体温太高就用退烧药，确实能改善症状，但治标不治本，并伴随或多或少的药物毒副作用。西医外科手术治疗在一定的时限范围内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时限一过，常见病灶转移或者旧病复发。西医治病多考虑表面物质空间的因素，属于常人的层次。
西医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内行人知道，最有效的治疗是对因治疗，即针对致病的原因进行治疗。以内因性疾病为例：西医对大多数内源性疾病称之为原发性疾病，说白了，就是原因不明之疾病。病因不清楚，显然不能对因治疗，只能对症处理，不能根治。从气功功能的角度来看，致病的原因不仅仅存在于表面物质空间，还与微观空间的因素有关。现代医学对真正微观空间的研究，至今为止，几乎是空白，尚有待未来的开拓者们去探索。
中医（属传统医学）的特点之一是辨证论治（指证侯，非指症状），标本兼顾。中医所讲的辨证有八纲辨证（阴、阳、里、表、虚、实、寒、热）、脏腑辨证等。中医临床治疗强调“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攻实补虚，扶正祛邪。中医用药有“君、臣、佐、使”之说，灵活多变，寻求最佳组合，最大限度减轻毒副作用。中医治病兼顾了有形病变实体与无形病理特征。
针灸治病的特点之一是辨经论治（指经络）、辨穴施术（指穴位）。经络系统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等。古人重视辨经论治，强调“宁失其穴，勿失其经”。重视针灸通经络、舒气血之功用。现代针灸师却更重视辨穴施术，强调针刺对局部穴位内解剖位置的神经刺激调节作用，现代针灸是变异了的针术，其疗效远不如古代。经络、穴位和经气运行实质存在于微观空间。经络的发现，与古代修炼人有关。中国古代名医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的序言中讲：“‘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此言必不谬也”。此处所讲的“内景隧道”，就是指修炼者达到一定境界层次后，用天目返观内视所证悟的经气运行通道。如换一句现代词汇，就是生物能量流在体内的运行轨迹，其实就是经络。（此是作为修炼者的自身体悟）
中医方剂治疗和针灸治疗在思维方式上有相通之处，都兼顾了表面空间与微观空间的因素。但中药、针灸也有局限性。以中国古代名医扁鹊为例：在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司马迁所著《史记》105卷《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当扁鹊用神奇的人体透视功能发现齐桓侯之病已由皮肤入血脉，再入肠胃，再入骨髓时，针药皆不可治。扁鹊亦明言：“病有六不治”。
气功治病有浅层次和高层次之分。浅层次气功治病的特点之一是：辨气论治，发“外气”治疗。气功师发出的“外气”可以用现代仪器证实其物质性，是客观存在的。气与气之间有强弱之区别，但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属同等层次。真正起作用的是功和意念支配下的功能。一般的祛病健身气功强调意念和呼吸的调节作用，有“文火”，“武火”之讲究（所谓“火候”之说），有“精、气、神”演练之说等，多数为丹道气功，其中包含了一些修炼的内涵，但与真正的高层次气功修炼相差甚远。
高层次气功治病的特点之一，我个人将其理解为辨业论治，发功治疗。“病就是一种‘业’，治病就是帮助消业”，“把生病的根本东西拿掉，而且在有病部位下个罩，不使病再侵蚀进去。”（《法轮功》修订本 第19页）。这种真正高功能治病，是针对微观空间致病性“灵体”下手。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能知晓的最高层次的治病之法。
高层次气功修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法轮功是当今世上唯一公开传出的高层次功法修炼。法轮功是以心性修炼为主，动作只是功成圆满的辅助手段。“功是产生在体外，从人体下半部开始，随着心性的提高就螺旋式地往上长，完全在体外形成，然后在头顶上形成功柱。功柱有多高，就决定了这个人功有多高。功柱在很隐蔽的空间，一般人不容易看到。”（《法轮功》修订本 第6页）当修炼者的身体达到“奶白体”状态后，从此再不会得病。修炼者从“百脉全开”修到“无脉无穴”，再修到“三花聚顶”，然后经过“净白体”的过渡层次，就走入“出世间法”修炼（也称佛体修炼），直至更高层次的修炼…… 最终目标是返本归真、开功开悟、功成圆满。关于高层次修炼的详细而又完整的论述、关于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的精深见解，请读李洪志大师所著《转法轮》。本文所述乃是个人浅层次的理解而已。
浅层次气功和高层次修炼的法轮功有某些共同点：二者在动功演练中，都强调动作的缓、慢、圆，在静功演练中，都讲究放松、入静；在修炼的程序中，都存在打通周天的过程。二者又有很多不同点：前者以练气为主旨，后者以修心为根本；前者重视练功，后者更重视学法修心；前者长功慢，后者长功快；前者讲究择时、选地、辨方位练功，后者不讲时间、地点、方位；前者的丹道派在丹田部位修一个内丹，后者在丹田部位修一个法轮；前者是人练功，后者是功炼人；前者是副元神修炼，后者是主元神修炼；前者练功净化身体时是由表到里，逐层深入；后者净化身体是由里及表，从生命的最微观向最表面层层突破；前者强调练功中调节意念和呼吸的作用，后者主张呼吸自然，功中不带意念或者基本不带意念；前者带意念乃有所求，是有为之术；后者不带意念，无所求，乃无为之法。大道无形，大法无为。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层次功法修炼，除专修弟子之外，都在常人中修炼，没有走入宗教形式。据我所知，宗教修炼中，小乘佛教（原始佛教）修的是罗汉法，大乘佛教可修菩萨法（持菩萨戒），密宗修的是最低这层宇宙的如来法，（这还是末法以前的宗教，而现在正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末法时期），而法轮功（法轮大法）修的是最高层次的宇宙大法。
本文所提及的浅层次和高层次气功，是指社会上所传的那些真正的正统功法、真传功法，包括民间流传着、历代单传着的佛家功法、道家功法、奇门功法，与那些假气功、伪气功、附体功无关。
我个人不是为了祛病健身之目的而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我是个给别人治病的气功医师。出国前，我任职于北京国立中国中医研究院，兼任北京中医大学医学气功研究所特邀讲师，曾应邀赴中国公安部大院为公安部主要负责人的亲属做气功治疗。中国安全部主要负责人也曾托其友人（一位省级负责人）给我来信，诚恳邀请我去为其本人做气功治疗。我也曾多次应邀赴欧美、日本讲学。1985年应西德某医师团体邀请，赴杜塞道夫市和慕尼黑市讲学，给难病患者用针灸与气功治疗，深受欢迎与好评。德国莱因邮报（RHEINISCHE POST 25，Mai 1985）在医学与自然栏目中以五分之四的版面为此做过专题报道。1989年应邀赴日本讲学时，曾与日本东西医学研究所的日本医师、针灸师合作，开展针灸与气功的临床疗效研究，并应邀为日本国原外务大臣（当时执政党的首相候选人）作气功治疗，后来还应邀为日本国昭和天皇的御前大法师（东密大法师）作气功治疗，当场见效，大法师按照日本密宗的最高礼仪向我叩拜。德国与日本的现代医学很发达，但对现代疑、难、怪病的治疗也是束手无策，并试图从东方传统医学中寻找出路。
但是浅层次气功治病是有局限性的，不能根治疾病。浅层次气功更不可能使练功者从“生、老、病、死”的轮回中解脱出来。我也曾经尝试在佛教中寻找彼岸的归宿，甚至准备去寺庙出家专修，但是，我所见到的末法佛教（包括密宗）高僧们，也都是修炼中的僧人，自身能否修圆满还是个未知数，又如何有能力和威德去度他人呢？生我之时谁是我？未生我时我是谁？生命的终极追求是什么？宇宙的终极关怀在哪里？我在迷茫中寻找、期盼。1993年8月27日，我有缘参加了李洪志老师亲自传功讲法的北京第13期法轮功学习班。经过实修中的证悟，确认我一生就在寻找这个法，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高层次修炼大法。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被邪恶迫害后，我曾写过一篇修炼心得体会“我为什么走上法轮大法修炼之路？”该文被《世界日报》“大法之窗”栏目转载，也被澳洲、欧洲、北美、台湾等地报刊、网站转载，有兴趣者可去参阅。
法轮功能否治病？1999年7月20日之后，成了常人社会的焦点话题。从法理上讲，法轮功实质是修炼，是以气功这种最低的修炼形式展现给常人社会。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健身的气功，而远远高于健身气功。法轮功原则上不讲治病，只强调对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净化身体”。其实，“净化身体”远高于治病的层次，“净化身体”的提法是最正确、最恰当的。治病的对象仅是患者、病人，而净化身体的对象可以涵盖有病之人、无病之人和世间法范围内的修炼之人。身体净化了，病也就没有了 。按法轮功的法理要求，法轮功的学员不能用功能给别人治病。
法轮功是个修炼者的群体，大批原来有病的常人，经过大法的熔炼和自身的实修，确实净化了身体，在最低层次面上达到了祛病健身的效果。据中国官方负责气功管理的国家体育总局专家调查组1998年对10475名原患病的法轮功学员身心状态抽样调查显示：痊愈者占41.5%，基本康复者占36%，好转者占20.4%,合计有效率97.9%，自我感觉无变化者仅占2.1%。再从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急速增加的事实来看，从1992年5月开始，法轮功几乎是从0开始起步，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向全中国及海外传播，在短短的几年内，据中国上海电视台1998年11月22日《体育简讯》节目报道，炼习法轮功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如果法轮功不能给亿万修炼者带来真正的身心健康和精神境界的升华，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学？来炼？
再根据我知道的一些情况说一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能否治病之事，这也是1999年7月20日后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造谣污蔑话题之一。在全面讲清真象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澄清事实，揭穿谎言，为此我们还是用真正的事实来说话。我查阅了1999年7月前中国官方的报、刊、书籍资料并当面采访了有关人士。李洪志先生1992年5月以来，主要以传功讲法的方式弘传大法，一般不给人治病，仅在极特殊情况下可以破例。如在1993年的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先生为北京市718厂工人孙宝荣调治因车祸脑外伤致瘫卧床一年、大小便失禁的重症，几分钟的高功能治疗后康复，患者是被儿子背着进来的，治愈康复后是自己走着出去了。另一例是北京食品配送中心退休干部徐国华，1991年因患小肠平滑肌肉瘤（恶性肿瘤）做手术切除；1992年CT复查后发现肿瘤复发，瘤体已增大至20CM并多处转移，医院拒绝再作手术，属危重病患，经李先生现场用高功能调治后，在众目睽睽之下，顷刻间患者腹部缩小，自我感觉肿块消失，立见奇效，患者激动得泣不成声。随后经医院复查，肿瘤确实奇迹般的消失了，患者全家感激不尽，写来感谢信。在博览会上李先生还为原中共元老张闻天（长征时期的中共总书记）的夫人刘英女士和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局局长的夫人用功能调治，疗效显著。李先生还应邀为原中国公安部部长王芳调治身体，有感谢信为证。我个人当面采访过泰国著名爱国华侨泰亿利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奕江先生，他原患有视网膜黄斑病变，是中西医都棘手的不治之症，李先生曾破例为其调治，让他闭眼后，几分钟内高功能治疗，一次彻底治愈，没收分文报酬。1999年10月1日中国北京国庆大典时，钟先生是天安门观礼台的海外来宾之一，当国家安全部官员向他询问法轮功之事，他坦承上述事实。钟先生至今仍在修炼法轮功并同意我将此事实公开报道。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揭穿谎言的最有力的证据。
“法轮功源出于佛家法轮修炼大法”，“这个法门经过一个相当相当的久远的年代才能传给一个人”，“法轮是最珍贵的，是千金不换的东西。”“修炼者得到它就等于修成一半了。”（《法轮功》修订本 第31-32页）世人有缘修炼法轮功者，确实是三生有幸，不枉来人世一趟。法轮大法的弘传，不是为了解决常人社会的治病问题，但当一个常人有缘入大法之门，放下执著，成为一名返本归真的修炼者之后，身体会在法轮的自动演化中不断地被净化，“法轮功是唯独头一份能达到法炼人的功法”。
综上所述，本文将西医、中医、针灸及浅层次和高层次气功治病的特点分别概括为辨病、辨证、辨经、辨气、辨业论治，大家可以从中发现明显的阶梯式层次区分。辨病论治，强调具体的病名、症状，主要从表面物质空间下手；辨证论治，概括、综合了病变的具体部位及抽象特征，涉及双重空间的因素；辨经论治和辨气论治主要涉及经络、经气等微观空间的因素；辨业论治才涉及病因的根本，涉及更微观空间的因素。人在生生世世的不同层次空间中转生时造下的罪业，才是导致得病的根本原因。欠债要还，消业就是在还业债。一个满身业力的人，只有走上修炼之路，才有希望从根本上消去业力，净化身体，解脱病痛之苦。气功的本质是修炼，法轮功是最高层次的功法，消业最快。法轮功将心性修炼放在第一位，方能减少再造新的业力。“心性多高，功多高。”
法轮大法向众生揭示了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顺应这种特性的人，就是好人；背道而行的，就是坏人；同化于它的就是得道者。”（《法轮功》修订本 第156页），大法弘传，救度世人，“是伟大的宇宙再一次慈悲于人，给了人这最后的机会，这是人类应该珍惜万分的希望。”“珍惜吧，宇宙的法理就在你们面前”。（《再论迷信》）能够在大法洪传人间时代的所有生命都是有缘之人，请珍惜这万载难逢的机缘吧。生命源于“真、善、忍”，生命需要“真、善、忍”。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2001年11月20日
（本文是日本东京2001年12月5日“生命需要真、善、忍”讲演会的稿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