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我是沈阳市大法弟子，于2OOO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去北京上访，用自己亲身的体会向信访办提供一份真实的材料证明法轮功是正法。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多钟我们三人一起到了永定门一号。大道旁边停放着十几台警车，胡同口边上有几十名早已等待抓法轮功学员的便衣警察。当我们走进胡同时，身后就过来两个便衣警察问我们去哪里，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是哪个省的。由于我们平日说真话习惯了，我们就如实地回答了他们的问话，就因为我们说了真话，结果还没看见信访办大门就被抓上了警车，被送到辽宁省在北京设的接待站14楼。屋里坐了几个刚被抓进去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两个是辽宁省中医学院的学生。七月三十日沈阳公安警察说送我们回家，路上问了我们的家庭住址，说是按照家的远近给我们送回家，我们都相信了，我们想公安警察还能骗人吗？可是警车直接开到派出所门口，由派出所的警察给我们送到龙山教养院。我和赵文艳走进大队值班室，包还未放下，唐力，大穆（沈阳张士教养院调到龙山教养院的）二个男队长就拿来了迎接我们的电棍逼我们写保证书。下午唐、穆二人把十四岁的小女孩韩天子，两个辽宁中医学院的学生一男一女，叫到队长值班室，拿电棍逼他们写保证。女学生的一声声惨叫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整整电了他们一下午。女学生进来了，她身穿短裤和半袖背心，露在外面的皮肤被电棍电的一片片伤，没有好皮肤。14岁的小天子电得胳膊不会动，举起来放不下，好长时间才放下来。电的时候天子就说“我是受少年儿童法保护的”（明慧网曾报导过），可是白院长和两个打人的队长听不进去，继续电她。电完后白院长对天子说不许说出此事。还有那个男学员电得很严重，电他时间最长。有很多学员和我说：你没来之前，经常拿电棍电他们，早已是家常便饭一样。
晚上，唐大队长喊出十几个人名到走廊手朝地蹶着，有我一个，我们一直蹶到下半夜3点多钟才让进屋睡觉。我们大家每天都提心吊胆，不知明天又轮到谁被电。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家都要找龙山的院长谈谈，让院长给我们解决14岁韩天子和两个大学生被用电棍进行酷刑逼迫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让干警转达要见院长。可是干警说你们就死了那份心吧，孟院长不会见你们的。我们看她们不给转达，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让我们见院长，我们不见了，但是我们要见司法局局长，他们更不让见了，我们只好绝食要求见局长。他们一看我们绝食，就用鞋抽我们，把我从床上拖到地上，又拖走一部份学员灌食。我们龙山共关了一百多名大法弟子，有一多半参加绝食。龙山领导认为我是头，就把我关到山根底下一个很久没人住的屋子里。里面阴暗潮湿，潮湿的草垫子上落满了灰尘。我躺了两天身上衣服都浸湿了。副院长找我谈话，我坚持要见局长。他们看我在这住，楼上六十多人还在绝食，第六天上午干警叫一个男法轮功学员把我背到楼上。因为我已经虚脱了，到了楼上听说今天沈阳市司法局张宪生局长来了，并让派代表去谈话。我们去了几个代表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换白院长；第二把打人的唐队长调走；第三把电棍收起来。一个多小时后代表回来了，代表王杰说：局长让我们劝你们吃饭，但不答应条件。代表说劝不了大家。于是局长就亲自来和大家见面，不一会局长来到我们2号房，我从床上坐起来，用很平和的心态和局长说：“张局长，我们为了见您一面，我们60多人付出了六天不吃饭的代价才能见着您啊。”我们大家讲了被电棍电的经过，然后提出了3个条件。局长看到我们这些人有很多都起不来了，还有几个岁数大的送进了医院，如不答应不知会出现什么后果，于是就答应两个条件，但电棍还是不同意收起来。我们大家表示如果电棍不收起来我们就不能吃饭。局长一看我们态度坚决，就很勉强地答应了。
可是我们刚吃了两天饭，沈阳公安一处人员就进驻龙山教养院，大约是8月11日那天，沈阳公安一处警察宣布杨亚杰被判教养，收拾东西去马三家教养院，杨亚杰拒绝签字，但还是被带走了。过了两天听干警说又要有十多名学员被判教养，我们大家说，我们上北京上访是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力，信访办不是一个招牌，是人民向政府反馈信息的桥梁，并不是摆设，可是自从1999年7月22日起，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上访，可是只要到信访办就被抓，从来不听我们说话，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那时候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半月，经常碰到从信访办跑出来的学员说信访办工作人员只要听说是炼法轮功学员就抓。我们只是反映情况，却说我们违法，非法关押我们就已经给我们精神造成痛苦了，今天还要判我们教养。因此我们又开始第二次绝食。我们向院长提出我们不去教养院，我们要回家，可是院长和局长说我们无理取闹，根本不可能让你们回家。我们40多人决心已定，说什么我们也不去教养院。院里找来一个不会灌食的人给我们灌食。从灌食的屋里不停地传出被灌食者的惨叫声，他们拿胃管在我们的食道里乱插，给我们弄得死去活来，有的胃被插出血来了，有的鼻子被插出血来了。给我灌时差点没上来气。第七天孟院长找我们谈话，我们说希望院长能给我们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40多人绝食只是为了无条件释放，我们要回家。第七天院里怕在院里灌出人命来，于是要让我们到大北监狱去灌食，我们不去。后叫我们4个代表谈话，于是我，王杰，王洪梅，赵国芹到了大队办公室。在办公室的隔壁房间里，我从门窗里看到有4个男犯在里站着，我就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我走到办公室就感到气氛不对劲，孟院长和我们说让我们灌食，我们说不去。这时十来个男犯冲进屋里，四个人抬一个，把王洪梅，赵国芹抬走了。孟院长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过来两个男干警把我的胳膊往后一背，拽着我的衣领押送上车，随后王杰还有十几个学员都被带到大客车上，给我们四个代表都带上了手扣子，强行灌食。回来后的第二天市领导来到龙山了解情况。绝食的第九天市里领导在龙山召开紧急会议。晚上我们发现院里来了很多不认识的干警，我们发现情况不对，就把两个屋的学员叫到一个房里。到了晚上10点多钟，突然冲进来数十名干警把我们围住，每个学员周围都站了几个警察，当他们站好之后一齐动手用暴力强行把我们光着脚拖到了楼下。楼下停着一辆大客车，他们把我们拽上车，有个干警一边走一边踢我。都上车后，给我们带上手扣子，去往大北监狱灌食。
回来时一个车拉一部份学员回龙山，12个学员坐大客给我们送到“女子自强学校”。我们半夜12点多钟光着脚走进自强学校，里面站着一排早已等在那里的卖淫，吸毒小姐，拿来和她们一样的服装给我们穿上，由她们各自把我们领回各屋，每屋一个学员，二楼6名学员，三楼6名学员。我屋里有十几个小姐，轮班看着我，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给干警看。就这样我们继续绝食，第十天自强学校的领导干警把我们送到大北监狱继续灌食，由六七个干警按着我强行灌食。绝食到了13天时，自强学校校长把大北监狱的大夫请来给我们灌食，由几个“小姐”按着我强行灌食。那个大夫阴险狠毒，他把给我灌食的玉米里面放了很多的盐，而且给我灌完后不把胃管拿出来，一头在食道里放着，另一头从鼻子出来直接用粘贴粘在我的鼻子边上，使我无法咳痰，呼吸困难。大夫说明天再灌就省事了。“小姐”把我背到屋里后，我看“小姐”不注意就把管拔出来扔了。她报告队长，结果被队长训斥一顿，队长还要给她加期，“小姐”就哭着求我。校长找我谈话说：“只要你吃饭身体养好就放你回家。于是我就吃饭了。谁知我们的身体还没好就被送到马三家教养院。身为国家的干警，对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说假话骗人，使我无法再相信干警说的话了。
2000年9月25日下午我被送到马三家教养院一大队四分队一号房。房里不太大却住了30多人，俩人一张床，半天干活半天“学习”。经常播放录相给我们洗脑，我刚进屋叛徒就和我讲它们的邪悟。当我上厕所时发现厕所里面有几个叛徒围一圈在打一个大法学员，并且还让她半蹲着，胳膊向前伸平的姿式站着。一个星期的时间厕所里已先后换了几个大法学员，其中有邹桂荣、苏菊珍、尹丽萍。我半夜上厕所时听到叛徒们说：你们如果不转化就休想回去睡觉，过几天再用电棍电你们，看你们能挺多久。我躺在床上时常听到从厕所里传出来的打骂声，非常恐怖，我怎么也没想到马三家这么邪恶。每天叛徒折磨我们的节目很多，一会一个花样，精神和肉体同时进行，每天都有受辱的事情发生。我一早上醒来就有这一天怎么过的想法。有队长的支持和怂恿，它们毫无顾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来软的有来硬的。
几天后叛徒们在折磨我时，张秀荣队长来了，恶狠狠地瞪着眼睛说：“那就给你消消业。”于是它指使叛徒魏洪伟等人给我带到厕所，让我马步蹲桩，还让我手按地，腿站直地蹶着来回爬，它们说这叫做龙头扣龙尾。有一天晚上，叛徒们让我到厕所里双盘，然后用绳子把我的腿绑上，来上厕所的叛徒给我洗脑，还训斥我，打我。有个叫陈萧玉（大连人）的叛徒打了我无数耳光，还拽我的头使劲地往墙上撞，头后面的瓷砖都撞坏了，张队长说：“我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行”。几个叛徒给我讲它们的邪悟歪理，白天晚上给我洗脑。
2000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夜里11点多钟，学员们都睡觉了，我身边站了6个叛徒，有杨林，朱雅芬等。它们让我马步站桩，我不站，叛徒气急败坏地脱下脚穿的旅游鞋用力地抽我的脸和头，抽得我两眼冒金星。它打累了就换另一个轮流打我，有的人还拽着我的头往墙上撞。杨林猛劲踢我的要害部位，就这样一直打到早晨才住手。当它们看到我的脸青一块、紫一块已面目皆非了，头肿得那么大时，有大法学员上厕所它们马上让我脸朝墙蹲着怕别人看见我的形象。后来把我叫到“四防”室里蹲着，有人送饭。上厕所时它们怕别人看见就等没人再让我去。有一天我听说中央领导来马三家参观，我心里想，我一定要冲出去见中央领导，让他们看看马三家教养院如何狠毒地打人，怎样迫害大法弟子，我目前的形象是最好的证明。可是我身边每天都有叛徒看着我。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有人说一会就来人参观，当我听到走廊里有鼓掌的声音时，我开门就冲出去了，当我看到走廊里没来人，而是3号房不知为什么事情鼓掌时我惊呆了。叛徒杨林去报告队长，于是又派来几个叛徒看着我，马上又找来门划钉上，把门划好才放心。不一会中央领导真的来了，可是我被叛徒们围了一圈出不去了。从那以后无论哪位领导来，队长都提前把我的包夹人员叫去嘱咐把我看好。
有一天杨林和我说：“队长还责怪我们不会打，不让我们打头，应该往身上打，别人看不见。等到厕所没人的时候，它们又把我带到厕所，杨林（抚顺）等6人，把我的棉裤扒下来，分别抱着我的两条腿在腿的内侧用手指甲掐一点肉来回拧，一直拧到掐破流血为止。叛徒一边掐我一边说着下流话，简直就象卖淫小姐。它们一直掐了我一下午。第二天我看到被掐的地方全化脓了，面积有4寸长，3寸宽（见照片），内裤和棉裤都被脓血浸透。我让杨林看我的伤口，并要了一条破毛巾，撕开两条，因毛巾没毛很硬，往两条腿的化脓处没皮的肉上一放真是撕心裂肺式的疼痛。第二天，叛徒一齐扒我的棉裤还要掐我的腿，它们把我按倒在地，按着解我的裤带绳，因为绳结了死扣无法解开，找剪子没找着，王容（沈阳）说找针扎她，可是剪子和针干警都收起来了，于是它们就坐在我的身上，把笔往我的手里塞，我不服从它们就一齐把着我的手，拿来信纸它们好几双手把着我的手强行地把笔硬塞到我的手里，并按照它们自己的话把着我的手写了悔过书和骂师父的话，再写上我的名字，说交给队长，并且还念给我听，然后大笑起来。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它们把骂师父的话写在一张纸上，……(编者注：邪恶之徒的行为极其无耻，无法描述)，说完后它们就搂在一起大笑起来。
一天的上午八点多钟，张秀荣队长找来几个打人最狠的叛徒，把我叫到值班室，队长叫叛徒找来一根棍子，让我写悔过书，我不写，于是队长和几个叛徒一齐动手打我，尤其杨林它知道我腿上化脓了就故意用鞋尖往我腿上化脓的地方踢，它们打累了，就让我马步站桩，然后再打，就这样它们打了我一下午，当它们看我态度还是那么坚决就住手了。第二天，我看到我的两条腿化脓处被鞋尖踢得凹进去1厘米深，一个坑一个坑的流着脓血，散发着臭味。再看我的两条腿被踢得肿胀得象两条木桩那么硬，青紫一片没有好地方，我的下嘴唇被打得象车轮压的那样一道沟都破了流着血，我的右手因去挡化脓处时被杨林踢得肿起很高，手背疼得不敢动，手指不好使，至今吃饭时挟菜直往下掉，我腿上的化脓处的伤现在已经都10个多月的时间了，还未痊愈，每天疼的钻心，痒的闹心（见附照片）。就这样它们还不放过我，白天晚上的打我，并且还让我马步站桩，蹶着，蹲着。记得有一天叛徒魏洪伟用身子压在我的身上，胳膊挎在我的脖子上给我念邪恶的话，念了一上午，并且欺骗我说：“你女儿现在在大门外面被吊到树上，只要你写悔过书就把你女儿放了”。下午叛徒拽着我的头往墙上撞，它们拽着我的头撞了一下午墙。满脑袋都是包，有的包破了还流着血，两个耳朵也都让它们掐破了，它们撞得我晕头转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它们简直是失去人性的野兽。
有一天我在地上蹲着，叛徒突然手拿起地上的塑料凳子猛地轮起来就向我的头砸来，把凳子砸个粉碎，有时我在地上蹲着，叛徒往我脖子上一坐就是很长时间，使我的脖子多少天疼得抬不起头来。它们把我打成这样却封锁消息，就连我监室的人都不知道我被打之事。我在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不能一一列举，平时的日子里耳光，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尤其我蹲完之后起来化脓处粘在裤子上就象揭一层皮那样地疼痛。它们三天两头地把我拽到地中间批斗一拍。每天有固定的两个叛徒看着我，说我是严管对象，因为我带蓝牌，它们向队长汇报我的一举一动，使我的精神肉体倍受摧残。在厕所里折磨我半个来月，不让我睡觉，在厕所里吃饭，没洗过脸，没刷过牙，没换过衣服，有时小便也不让我去。记得12月左右的一天晚上，一个叛徒刚开会（干警和叛徒密谋）回来到厕所来和我说：院里提出3个条件，让我选择一条。我就选了第三条不屈服，叛徒说那你就进屋吧，院里把你们这种人报上去了，就这样我进屋住了。但是每天让我面壁，并且宣布院里规定，就允许我吃三顿饭，其它什么也不让我用。我来马三家时，我把我的日用品都拿出来给大家用了，我仅剩下当枕头用的半卷长手纸也被叛徒给没收了，从那以后，我洗头没有洗头膏，洗脸没有香皂，洗衣没有肥皂，上厕所没有手纸，我来月经时用旧毛巾代替手纸，吃饭时没吃饱就被杨林把饭拿走了，我在马三家才呆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就受这么多苦，比我早去的学员吃的苦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叛徒曾多次对我说：“如果队长不发话我们能打你吗？”这不难看出马三家子干警指使叛徒打人，因为叛徒们打人越狠，表现越好，越受表扬，回家越快。打人最狠的叛徒几乎都是在2000年1月份的所谓兑现大会上被放出来的。邪恶所标榜的模范教养院就是这么个把好人变成恶魔的地方。
马三家教养院的招术全都用尽了，用各种极其卑鄙的手段，最下流的行为来折磨我们，用毒打洗脑等方式妄图改变我们对大法坚定的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是教人向善的正道大法。在年前一次所谓兑现大会上，叛徒王春英竟然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辽宁电视台记者、辽宁省委领导都在场的千人大会上说谎话、做假证，说马三家教养院没有打人的事情，它可以给马三家作证，当时被王春英打得最狠的邹桂荣学员站起来说：“你说的不对。”话没说完，邹桂荣当时就被叛徒们按倒在地，回去后遭到干警的毒打，记者录下了这一镜头，可是他们把说真话的镜头去掉了，说假话的镜头播放出来了，在邪恶的控制下，黑白必然是颠倒的。
在3月16日听说马三家教养院有重要记者来采访，提前几天就做准备工作，现买的体育用品挂在墙上，又打扫卫生，并且把我们干的手工活的产品都放到楼下一个屋里，不让知道我们还干活。3月16日早上8点多钟来了一辆大客车让我们所有坚强不屈的大法学员还有我们的包夹人员都上了大客车，把我们拉到马三家少年教养院的大食堂里，说让我们看电影。一直到下午才放一个投影电影《雷锋的日子》，我们看电视已看过很多遍了，中午又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晚上才把我们拉回去，他们怕我们揭露真相，所以才把我们转移到别处。
另外，我在电视上看到苏境所长面对记者的提问说“用真情，爱心，……”它在马三家教养院那一幕幕血淋淋的事实面前竟敢说这样大的谎话，真是恬不知耻。做为干警执法犯法，为社会上培养一批一批的打手，可笑的是这样的恶人却成了全国的劳模，心狠手辣的禽兽不如的叛徒却成了“改造好”的人，我们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去做，不打人，不骂人，以善待人却成了被改造的对象，真是颠倒黑白。
2001年4月19日那天，队长来说：收拾东西走。我不知要给我送哪里，干警说不知道，一字不提。我们共10名坚定的大法学员上了大客车由公安警察押送到沈阳张士教养院。下车后，看到楼下站了一排叛徒，给我们录相后让我上了一个小楼，原来是招待所。每人一个房间由一名女叛徒（龙山教养院）和四名男叛徒包夹，上厕所无论干什么都不离开我们，不许我们从马三家来的学员见面，他们把我们其中有一个66岁老太太当天晚上不知送到哪里去了。于是我们剩下了9名学员。当天有一个教导员职务的干警拿着布令条例让我学，我拒绝，我说我没违法，为什么看布令，拿走。教导员无奈地走了。叛徒不让我们睡觉，让我们蹲着，于是我和叛徒叫马波的说我要见干警。于是来了两名女干警，我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睡觉，又让我们蹲着，她们说是院里的规定。于是有三名学员因此绝食被送走。这些叛徒们每天骚扰我们到深夜，才允许我们睡觉。我们睡觉时男的叛徒不离开我们的房间，和我们同住一个屋里，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有一天龙山女叛徒王静拽着我的手不放来回搓。我不让，然后她又让一个男叛徒拽着我的手来回搓，我反抗，要出去。他们就一齐堵住出路，让我走不开动不了，干警根本不管里面的事，权力下放给叛徒，为了使我们“转化”成坏人他们真是不择手段。
我在张士教养院时，听说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去过“新收”大队，由“新收”大队出来才往张士教养院，沈新教养院分配，有很多人曾多次和我讲过新收大队的情况，在新收大队里所住日期长短不定，他们到新收大队后牙具、手纸都被队长没收，吃饭时分三批吃饭，第一批吃饭碗筷是乾净的，第二批接着用第一批吃完饭没洗的碗筷，第三批再吃第二批没刷的碗筷。每天晚上不让睡觉（有时后半夜让睡2个小时）。有时白天干手工活，稍有不慎（如身坐不直，或闭眼打瞌睡等）就被干警用电棍电，或打骂，无论在里住多长时间也不让剪胡须，有的学员胡须和头发都很长。现在张士教养院对大法学员采用体罚，白天晚上不让睡觉，在走廊里顶墙，如再不屈服就上交队长处理。那个人所共知的在电视里和妻子复婚的沈阳人陈秀就是被张士教养院逼的，在那里曾经18天不让睡觉，被强行洗脑，出来后，他明白自己错了，痛苦万分，又重新走入大法中来，不料被公安抓捕，邪恶气急败坏，把他们所大肆标榜的典型又重新投入了监狱。
五月十日我们又被送到沈新教养院，我们来沈新时看到因绝食提前过来的邹桂荣，尹丽萍，尹冬梅三人，她们三人都已超期不放。马三家教养院到沈新教养院向邹桂荣三人宣布加期决定，她们不服，因此又开始绝食，被送到辽宁省地下监管医院。有一天沈阳司法局张局长来沈新教养院视察，看到我说：“白头发多不少，你要遵守院规，要不然拿电棍电你，因为你是劳教分子，生产电棍就是为了电人的。”我说：“我相信你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但是我们是非法关押，我们不是劳教分子。”6月份院里决定让我和王丽上楼住，从张士请来四名叛徒，从楼下叫来8名叛徒迫害我和王丽，不许我和王丽说话，不许我和楼下其他学员接触，甚至不许我们下楼吃饭，封闭式的洗脑班开始了。他们无论用什么形式和方法也无法使我们屈服，因此二十多天就结束了。下楼后，又有二名叫王丽和王克衣的到期不放宣布加期。我们联名给省里领导写了一封关于不能给我们无限加期的信，可是无人理睬。我又写几封关于我在马三家被迫害的上诉信，让干警转交有关部门，也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感到我们无日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不想在教养院里了此一生，我正常上访，不是违法，我是被非法关押，于是我开始绝食，还有尹冬梅、王丽同时绝食。因此院长多次找我谈话，我谈了绝食的原因，同时我和院长说，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吃教养院的饭了。于是郭勇队长叫普教拽我们强行灌食，打滴流。到了第九天时把王丽和尹冬梅关进了小号，晚上小号里蚊虫太多把她俩咬了很多包。第十二天时院长领来了沈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科长，还有一人找我谈话，我和他们讲了绝食的原因和我在马三家被迫害的经过，可是他们认为马三家干警打我是太正常了，是应该的，不算什么，他们说我们如果绝食死了，是属于正常死亡。他们和我谈后犹如一盆凉水从头凉到脚，我真没想到我被迫害成这样，他们却看得平平淡淡。我并未违法，马三家干警在知法犯法，是他们在践踏法律。通过和他们的谈话，更加坚定了我绝食的决心。
第三天我被送到辽宁省地下监管医院，原来地下监管医院实际上就是备战那年挖的防空洞，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不分白天黑夜一天两次厕所，每次连洗漱倒尿桶15分钟。我进屋后里面有十多个女犯，还有邹桂荣，尹丽萍，周艳波，王杰，艳波抱着哭了起来。我看到她们瘦得已是皮包骨，这里条件极差，因为空气不够用，我感到上不来气，当我看到她们已生活不能自理，小便时不能自己走动，需人照顾，因此我决定吃饭照顾她们几个人。（因邹桂荣被沈新干警在地下监管医院提审时惨遭毒打一事，全体绝食）。我目睹到监管医院给邹桂荣等人灌食时干警叫来了几个男犯人连拽再打地粗暴强行灌食，他们给邹桂荣、尹丽萍带上手扣子，脚镣，用粗暴的行为使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我泪流满面。大北监管的干警指使犯人打我们，他们给邹桂荣灌食时插了30多次管，回来后每天都吐血，手按着食道处失声痛哭。邹桂荣在马三家教养院马步蹲桩站了五天五宿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今天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我看到这一切，准备绝食，暴徒们怕我绝食急忙叫沈新领导把我接回沈新。回沈新后我又开始绝食。宋大队叫来4个男犯把我抬到灌食的床上给我灌食，可是我早上吐了几口血，有叛徒看到了，宋大队找叛徒对证是真的，才住手停止灌食，但是又强行打点滴，连着吐三天血，大夫说我就这几天的事了，活不了几天了，院里怕我死了担责任叫我家人来接我回了家。
回来后我把我真实的经历写了出来，我想让世人了解真相，我只是去北京上访说句真话，可是一句话没说上就被关了一年多，而且被押了六家教养院，我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承受着家庭破裂的痛苦，不是我不要亲情，是邪恶势力把我们的亲情割断，有家不能回。而且还一人炼功株连九族。电视的宣传早已失去了它的真实性，蒙蔽世人，可悲的是很多人都不明真相，现在马三家教养院有130名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要求无罪释放，抵制无限加期。难道那些法轮功的家属们真的那么无动于衷吗？你们就不希望你们的亲人早日回家获得自由吗？站出来支持他们一下吧，只是为你们的亲人说句公道话，别让你们的亲人再受非人的折磨了，该清醒了，不要再被蒙骗了，做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人。
现在派出所，街道委员会三天两头地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填这个表那个表，写这个保证那个保证，说抓人就抓人，不知给他们多少奖金，多少好处，使他们那么卖力气抓人，这不是把法轮功学员往死道上逼吗？让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吗？他们拆散了多少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如果他们不抓我们，我们怎么能失去工作失去家庭？马三家教养院就有不少人是在家什么也没干，甚至在家睡觉就给抓来，被判劳教的，在家里的学员时刻都有被抓的可能，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这难道就不能引起善良人们的深思吗？公安局派出所经常有被打伤甚至打成重伤的法轮功学员往监管医院抬，请问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当权者利用宣传工具说谎没人过问，而我们法轮功学员只是把他们说谎的事实真相揭露出来讲给世人就被抓被打，被判教养，是谁在违法？我看政府中的那一小撮邪恶才是真正地走火入魔了。
善良的人们你们知道吗？我今天把我所受迫害的经过写出来讲给你们听，我是冒着被抓被打被再次判刑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为了不连累我的家人，我忍痛割爱再次离开我的女儿，离家出走，流离失所。我想如果我不如实的讲出来我被迫害的经历，那是对正义与良知的犯罪，是对邪恶的纵容。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正的生命，我应当对得起这个伟大的称号。善良的人们，如果你们能认真地读一下我用生命和血写的事实真相，从而唤醒你们的正念，对法轮大法有个正确的认识，那对你们的未来，对你们生命的永远都将有无尽的益处，大法会带给你们无比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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