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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象、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理性》)

信访局副局长的上诉状：上诉理由（补充）

【明慧网2001年3月29日】一、修炼人对名利看得太淡了，从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天，我就从没看重过副局长这个职位，1999年5月18日下午我曾去县委找到组织部长赵大明、副书记王立加，简要说明了一下信访局那帮人的邪恶行为，赵部长说：“不想当官了？”我说：“不想当了，我也不当了，哪怕叫我去教小学二年级都行，只要不再当这个副局长。”因此，有人想拿这个副局长的职务要挟我是无济于事的。

二、“历史上当皇帝当王子的都放下权力而修炼的也不少”。1999年8月12日，我向县委组织部交那份《辞职报告》本身，就是对邪恶势力打压“法轮功”一种特殊的抵制方式。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感情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非常理智的选择。是我们全家一致同意的。不是已有明文规定：“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公务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吗？我这个党籍算是被动丢掉的，是组织上把我拒之门外的，而这个公务员我完全可以自己主动辞职。人类不是有句话叫“人各有志”吗？我只不过在“当公务员”与“修炼法轮大法”间选择了后者，国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公民、老百姓也不允许修炼法轮大法呀！

有的人为我丢了那个所谓的“铁饭碗”而惋惜，也有人说我炼法轮功炼的都“走火入魔”了，什么都不干了。其实，不是我不干了，是政府做出的这个错误决定后，不叫我干了。按修炼的人说，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在世间洪传，敢不敢堂堂正正的去证实。也有那些表面上看上去“通情达理”的亲朋好友劝我：“你就在家偷着炼呗！何必这样傻！说个瞎话什么都不会失去”。几经皮肉折磨之后，公安局长、纪检委书记也都给来过这一套。我清清楚楚的记得谭局长劝我：“你说咱们都是同龄人，我比你也大不了两岁，你今年才35岁，就按70岁的寿命计算，你还有35年呢！你怎么会不怕死呢？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看街上那些捡西瓜皮吃的，都不原意死，我的一个妹妹，回去写份《悔过书》，爱炼回家插上门偷着炼去吧！”这是1999年10月6日上午他在公安局政保股跟我说的话。因为1999年10月4日曾在看守所办公室，他带着一个叫王炳武的副局长坐在沙发上问我：“要枪毙了你，你还炼不炼哪？”我说：“枪毙就枪毙，有自由我就炼。”一个叫梁战海的警察说：“你永远有不了自由！”谭局长又问：“那就给你报枪毙了？”我没说话。那时，我是在看守所的七院小号被隔离，只有三个刑事罪犯看着我，也真不知外面是什么环境，没人给我透露一点消息。

不是人人都为了那个“铁饭碗”而不惜一切的，大法弟子连生死都放得下，更不会为了那几个钱儿去胡说八道，去做缺德事，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因此，那些劝我的，软硬兼施转化我的，都是大错特错了。历史上许多修炼的人不是一无所有而要饭吗？现在看守所每天的两个窝头，还有热乎乎的汤，足矣！历史上也有许多王公大臣，看不惯逆天叛道的行径而告老还乡，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林则徐》，忠臣们摘掉了顶带花翎，辞别昏君告老还乡了。人啊！为了伸张正义都能舍弃名利而不随波逐流，而我这么一个大法弟子，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哪？因此，当我放弃这些的时候，非常的坦然，放下之后也真是非常的轻松。现在我只做一个家庭妇女，已不拿政府的一分钱奉禄，还到家里抓我，也够变本加厉，为所欲为的了，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邪恶！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我是好人，容易抓，容易打，施展起来才那么心安理得，无所顾及，没有后顾之忧。只可惜他们却感觉不到这个邪恶的程度。因为人类的道德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滑着，世风日下，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但是对修炼人来讲无所谓。不是有许多人都知道岳飞的故事吗？南宋时那个秦桧不是也曾掌握着生杀大权给皇帝奏本，把岳飞害死了。可烟云过后，他却永远的给岳飞跪在那里，成了骂名千载。而岳飞浩气忠魂留世间，丹心永远照后人。其实死又算个什么呢？对修炼人来说，不就换个空间吗？而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意义更深远，未来的神都会永远记着你！是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和神斗永远不配！

三、这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扣上一个“利用X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大帽子，再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们就以为是“明正言顺” 了，美其名曰有法律的武器。还甭说这法律制定的合不合理，就看这份漏洞百出的《判决书》及开庭的前前后后，就足以让他们执法犯法的本质原形毕露。

2000年12月27日，公判大会在涞水县文化广场召开，几千人的会场，众目睽睽呀！涞水县人民法院一个姓徐的副院长宣布了我和陈成兰都是“有期徒刑5年”，我还记得有什么“诬蔑县委领导”，“以人民为敌”的字眼儿。可2001年2月23日，涞水县法院苏金生等三人又到看守所，把我和陈成兰提出去给我们宣判。我当然抗议这种拿法律当儿戏的行为，勉勉强强的接过了《判决书》，那上面打印的是2001年2月21日，从头至尾我也没找到公判大会上宣读的那些罪状的字眼儿，只有有期徒刑5年不变。这是偷梁换柱的做法儿。他们想把这个时间差开，却把内容换掉了。因为我被带了手铐，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还加了一根勒脖子用的麻绳。不可能搬个录音机，把宣判的内容录下来。但是，他们万万也想不到在给我发这份《判决书》之前半个月，我就写好了“上诉状”。罪恶抹不去呀！如果不是我交到法院这份“超前”的上诉状，他们那判决书肯定还会往后拖！按一般法律程序，应该是接到判决书之后再上诉，因此2000年2月23日那天苏金生把我2001年2月8日的上诉状递给我让我重写，我当然拒绝了，我对他说：“上不上诉是我的权利，上诉状上写什么还是我的权利，我这个不变，还是交这三份”。实在是出乎他们的预料，他又说：“你看了判决书后好知道上诉什么呀！”我说：“不变就是不变，法庭上明明白白都说清的事情，你们还非要这么干，你们真的充当了迫害法轮功弟子的帮凶！”我的上诉书只是在揭露邪恶，在证实法，完全不是为了维护个人什么。因此，也完全没必要让人指挥我什么时间写、怎么写。上诉书比判决书超前半个月，这本身就是揭露邪恶的一个最好见证，这在涞水建看守所以来也是又一个创举（2000年8月10日我被刑拘后直到8月20日，我绝食10天，而且行动自如，已创过纪录），我是在宣判后40多天才写的上诉书，并曾于2001年1月8日书面写材料给法院催要判决书，涞水县人民法院为什么置若罔闻呢？如果是光明正大的，为什么不提2000年12月27日的公判大会宣判呢？我当着苏金生的面曾指责他们：“几千人的会场上你们干的事你们不敢承认吗？那个宣判的徐院长不比你这个庭长官大吗？”他们个个哑口无言。

2000年11月30日下午开庭前，我拒绝穿囚服，看守所的所长就让人给我带上了脚镣。这是哪家的王法？什么法律上规定着上法庭要穿囚服？我当面质问刘所长及法院来提人的，他们都答不出来。只是支支吾吾的说这是规定，我问：“哪写着那？你给我拿出来看看我就穿。”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我又对法院那个提我的人（苏金生）说：“即然是开庭，原告被告应该是平等的，如果法庭上判我无罪，应该无条件释放。你这庭还没开呢，就先让我穿上囚服！是不是说明我已经有罪？如果是这样，那还开什么庭，我也不去了，你们就看着判吧！爱怎么判怎么判！”苏金生答复不上来，只是说：“你不去怎么行？”这时法庭那边打来电话催促，苏打电话告诉他们说：“她们不穿囚服！”为了不再让这办案的人难堪、尴尬，我伸出腿让他们给带上了脚镣。心想：只要不穿那囚服，只要不给大法抹黑！赶快到法庭上正法。这真的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才做到了这一点。

2001年1 月10日，张明达张口就骂，伸手就打陈成兰，我只是喊口号，抵制他变本加厉的迫害大法弟子，却又被带上脚镣，还有夏洪蕊，晚上孟庆莲、李帛兰被同时把手铐、脚镣带上，直到腊月二十七，而这打人骂人的张明达却没听说受任何制裁。

我爱人送来的钱，还有春节前后大法弟子送来的钱，上到了看守所的账上，共计550元，可我一个多月支不到钱票，手里没有一分钱。缺了卫生纸可别扭了，因为我们是女人啊！无奈，2001年2月14日，我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个白色高领秋衣扯成碎块，我们就只好把这个代替了卫生纸，脏了，用水洗洗凉干了接着用。好不容易发给了我钱票，看守所张明达开始卖东西了，这卷没有任何包装的卫生纸，价值不足一元钱，看守所标价5元钱两卷，我买了20卷，他却要355元。这真是利滚利之上的变本加厉！

因为我们是在证实法，来到这里以后一直不背监规、不穿囚服、张明达打了陈成兰后我们四人被带了脚镣，其中有两个是手铐、脚镣同时带的，孟庆莲和十九岁的李帛兰我们从此不值班，不干活儿，不遵守看守所对犯人的一切规定，集体学法、炼功，现在我已经背完了我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的讲法。

有一天，看守所刘所长让我们写心得体会，2001年3月5日，我们就把这些内容贴到了监室的“心得体会专栏”上：

两天后，刘所长看了心得专栏说：“刘金英还会写诗啊？”我写的贴在了最醒目处，他接下来往后翻，看到都是同样的形式。就责怪韩雅娟：“你怎么也跟着她们学，还来个“遇难呈祥” ？今天中午12点以前把这些都揭下来，哪怕有与法轮功决裂的一句话就行”。那些诗被揭下来了，但墙上至今是空白。

在这之前，我曾于2000年12月3日写过一首《诗归》贴在了四院八号的心得专栏上：

我是1996年开始修法轮大法的。1997年底我们搬进了新居，那儿条件好得多，夏天有太阳能淋浴，冬天暖气不用生火，而且每天供开水。我的公婆都是年逾古稀的人，而且我的婆婆是半身不遂很重，衣食起居都不能自理，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1998年1月2日，我和爱人去栗村把他们接到了我家，来之前我公公说：“等我们把家里收拾收拾再去吧，你们刚搬过去，去了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呢！再说也没个思想准备。”我说：“也甭准备了，热土难离的，你一有了准备说不定该几天睡不好觉。先去吧！找个看家的，等明年春天暖和了再回来慢慢收拾，省得往屋里背煤、背土再往外背炉灰了，你们年纪大了，我俩工作忙回来及不及时的，没床好说，去了你们先睡床上，我们在地下，已经去订做了。我一再诚恳地劝他们，就同意和我们一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和爱人就真的开始睡在地上了。孩子睡在沙发上，直到腊月二十三，我们才把新床买回家。”

公婆和我们住一起，无疑我这家庭负担是加重了，做饭、洗衣服都比以前多了，还要应筹一些来看望他们的老亲戚。但他俩来我们这儿，每天跟我们一起学法、炼功，我婆婆炼不了就天天听我们念法。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到1998年春天，她就能扶着楼梯下楼了；1999年春天，她开始一个人下楼上街溜弯了，有时连个拐杖都不用。而且她以前有的血压高、心脏病等从来没犯过。口齿也伶俐了许多，如果她坐在椅子上跟人讲话，你看不出她是个病人。

1999年8月5日，是第一次我被行政拘留释放的日子。公安为了让我写保证书，让我娘家的父母去了拘留所。纪检书记刘耀华对我说：“你再不写，就让你妈给你跪下！”我心想：“我真是个混蛋！”只是没说出口。我爸爸哭着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上了小学上大学的，现在我们老了，你不管我们了……”我知道爸爸有心脏病，情绪激动时容易犯病，心想：他们这不是要他的命吗？我娘家的婶子也哭着打我的肩膀。这时，刘耀华又说：“再给十分钟时间。”这怎么倒像小时候看电影里的镜头呢？那土匪为了让革命党人交待什么，不就经常绑架他们的父母来这个苦肉计吗？我的眼泪扑溯溯流下来了，但我的头脑非常清醒，为了尽早结束这悲惨的恶作剧。我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去吧！就当女儿死了，就当女儿出家了。”爸爸听到我说这些，也想伸手打我，他颤抖着身躯力不从心。拉扯中我的钮扣被揪掉了，我左手把两边的衣襟揪住，免得露出肉来，右手指着他们：“从今以后，谁再劝我写保证书，不让我修大法，我就没爸没妈了，从今以后我谁都不认识！”

从那以后，就传出“刘金英疯了，都不认她的爸爸了，把她爸爸都快气死了。”大家想一想，怨谁呢？这不是把我逼成了这样吗？不是我不要父母，不要孩子，是公安硬把我抓到那里，弄得我们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要我写这个保证书，还不如要我的命！

2000年7月19日，公安又到家去抓我，正好让我父亲碰上了，那天我本来准备陪他去看病，我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其实要不是牵挂你，我的病早好了，你什么时候能让我放心哪？我现在退休了，儿子大学毕业在北京，也真没别的愁可以发，就是提起女儿去过看守所，我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咱家的人祖祖辈辈都没进过公安局呀！‘真、善、忍’也不错，我这大半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既然是‘忍’，人家说个不好就值得去围攻中南海吗？”我说：“爸爸！那不叫‘围攻’，常人是善恶同存的，所以他们会有斗争、有政治，而大法弟子完全是用善的一面，是抱着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去上访，讲清真象，4．25那天，我在府右街上看到秩序井然，14路公共汽车照样通行。上访的人连盲人道都没侵犯，人们都在红墙外围静静地等候那五人代表出来。再说，这些修炼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而且手无寸铁，世界上有这么老实的示威者吗？大家在不公正的待遇下，只不过向政府反映一下真实情况。关于我去拘留所，看守所的事，你也不应该这样看待。因为你的孩子没有错，没做见不得人的事，也不存在给你丢脸的问题。打个比方说，过去有人被小偷偷了东西，大家都会说小偷不好‘这小偷真坏，不劳而获，真可耻’。而现在谁家的孩子丢了东西，他不去怨小偷，而去责怪他的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啊！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不看好自己的东西，给小偷预备了！家家都是这样。’爸爸！您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观念的变异！爸爸！您的孩子真的没错，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您的女儿还敢讲真话，您应该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高兴啊！您不是也曾炼法轮功才把几十年的烟瘾戒掉吗？怎么别人说不好你也一帮哄呢？”

“孩子！说真话不是错。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因此而命丧黄泉吗？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这样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是平反了，死去的也有人追认了烈士，但追认个什么你也活不了了呀？那首《常回家看看》的歌唱得好：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只图个平平安安！”

我说：“爸爸，你放心吧！大法很快就正过来，天清体透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你是把我看成孩子，多大我也是你的孩子，但我毕竟成熟了，有自己的思想，对大法的坚定谁也改变不了。”

我的母亲就非常理解我。开庭那天，虽然没机会跟她说一句话，但目光中我知道她在鼓励我。在此，我发自内心的说一声：“母亲！你真了不起！你的女儿真的不白承受！虽然我身陷囹圄，虽然，我被扣上了政治的大帽子，但这一切都不会长久！将来女儿报效母亲的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换不来的！”

母爱最伟大。高尔基曾说过：“爱孩子，这是母鸡也会的事。”谁都是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儿才八岁，至今整整离开她七个月没见过面。但是为了千千万万、更多幼小的孩子有美好的未来，也就要有我这样的孩子来承受。临去北京前，我对女儿说：“人不能只为钱活着，正义和善良重要……。”这难道不是为孩子负责吗？这难道不是给孩子最大的好东西吗？她将来也一定会有我这样的母亲而骄傲、自豪！承受只是一瞬间啊！将来回过头来看一看，也许那什么也不是！

因此，那些说我不顾家庭、不顾这个、不顾那个的也真够得上是“贼喊捉贼”了。是谁制造了这些丑剧、恶剧？谁正谁邪？讲清真象后就真的不难分辨！

五、任何一个有形的组织形式都不配大法的弘传。大法弘传近九年，都是人传人、心传心。我就是得法后，传给了我的父母、公婆、爱人和孩子。谁会自己上当受骗再去害自己的亲人呢？有的人为了钱甚至是不择手段，前几年的“传销”中还真有这样的。而大法弘传不收一分钱哪！没有自己的一点私利。

有人说：“一个小县城一天就有五、六十个法轮功分子去天安门，是在‘4.25’以后全国罕见的。”如果这个命题成立，不该问个为什么吗？涞水的邪恶程度在全国罕见：1999年7月25日，就专题召开镇压法轮功群众的公捕大会，当天就有七人被押入看守所、六人被开除党籍，这是迫不及待地把法轮功群众推向敌对。那时，河北省共计刑事拘留了121人。平均还不到一个县就刑拘一个。“法轮功研究会”被取缔后，在涞水“组织”这些“法轮功”群众的，除了政府就是公安。党校、靶场一次次地变成为“集中营”，皮鞭中，棍棒下，勒索钱财……，这样的“煽动”、“诱惑”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怎么近两年的时间都没把这些人转化了，也没解决了根本问题呢？学员在生死存亡面前，在最大限度失去一切中还在走出来证实大法。而我只写了一封上访信和他们连面都没见过，仅半天时间就有100多人签名，而造成一天就有那么多人去天安门？他们就那样容易被“煽动”？这就叫“组织”吗？谁正谁邪不一目了然。八千里风暴挡不住人心向善；九万钧雷霆击不碎真修弟子的心。1999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那篇文章的题目不错：“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