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1年3月19日】 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一只蝎子要过河。可它不会游泳,于是请求乌龟背它过河。乌龟不肯,说:“你会螫我的。”蝎子说:“我不会的,因为那样我自己会淹死的。”乌龟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当它们快到对岸时,蝎子螫了乌龟一下。乌龟问蝎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蝎子说:“我也没办法,这是我的天性。”法轮功四·二五中南海和平请愿已快到两年了,七·二二公开镇压和十·二五人大“立法”也已过去一年多了。一年多来,中国政府的镇压步步升级,至今已造成150多人被拷打致死,数百人被判刑,数千人被关精神病院,数万人未经审判被劳教和几十万人次被逮捕。镇压范围之广,手段之卑鄙残忍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再看法轮功方面,一改中国人“不做顺民便是暴民”的传统,不低头,不屈服,不对抗,在最残酷的镇压面前坚持非暴力,生死不怕,前仆后继,更为中国几千年来头一遭。回过头来看近两年来的风风雨雨,我们提这样几个问题:这场镇压是误会吗?这场镇压能避免吗?法轮功危及中国政府的统治了吗?我的回答是:这场镇压不是误会。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极大的好处,但却毫无疑问地直接威胁到了江泽民一伙的统治基础,因而这场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真”是对中国政府的直接威胁。众所周知,中国现政府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在夺取政权之前,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曾许诺他们以土地。一旦政权到手,很快就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重新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大跃进时期,为了超英赶美,硬是把亩产吹到了几十万斤;砍光了全国的树炼出了无数的铁疙瘩;饿死了几千万人却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了清洗忠诚和不忠诚的知识分子,开展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大家提意见,然后将信以为真的人一网打尽。所有这些,其实和意识形态没多大关系,而是为了让全国人民清醒地看到敢于说真话的后果。从给刘少奇罗列的罪状到全国千千万万的冤案,从珍宝岛到“对越自卫还击战”,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六四”天安门没杀一个人,从中国政府从未禁止法轮功大家不要信谣言到江泽民发狠“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有谁听到这个政府在重大事件上说过一句真话的?为了八九年六四前全国媒体说了几天真话,借镇压上台的江泽民曾专有指示,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和人民性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中国的新闻应该是喉舌工具云云。其实中国政府不仅仅是自己说假话,还强迫全国人民跟它一起说假话。一篇社论,一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一个不知所云的三讲三代表,都要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习强迫全国每一个人去反复地学,重复地讲,以至于形成习惯,把这些假话变成自己的思维。江泽民上台以后,更是将说假话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看看那些被揭露出来的几千万几亿的高官巨贪们吧,哪一个不是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三讲反腐”?再看看现在还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三讲三陪三代表”的各位,还用再说什么吗?一切似乎是那样的完美,看上去江家王朝固若金汤。谁也没想到在1992年,中国出了个法轮功。
短短几年工夫,法轮功就迅速发展到了数千万人。江泽民本能地感到了威胁。对他而言,可怕的不仅仅是炼功人数多,也不仅仅是有很多党员炼功,而且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思想教育和讲政治(即说谎训练),人民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去讲真话。这就犯了江泽民的大忌了。江泽民之所以直接下令镇压,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正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中国人扭曲了的民族性。不错,法轮功是不参与政治,是不寻求分享权力,可是一个真正的好人群体的扩大就是对依靠邪恶来统治的恶势力的威胁,因为你的扩大就缩小了他的生存空间。当邪恶的政府看到如此普通的中国人仅仅为了说一句真话而坦然面对死亡时,他们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代表邪恶势力的一方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也就不奇怪了。在这场正邪的大较量中,邪恶的一方使用的除了谎言还是谎言。从一开始的“敛财”、“豪宅”、“催产素”到后来的“香山集体自杀”、“天安门广场自焚”,到现在强迫中小学生的“百万人签名”,真不知堂堂一国元首一届政府除了撒谎还能干什么?这个从不说真话的江氏政权要是不镇压法轮功那才叫奇怪呢!
“善”会破坏中国政府赖以统治的基础。中国政府是由共产党建立的。虽说共产主义信仰在今天的中国,包括最高领导层,已不复存在,今天的这个政府是与共产党的历史无法分开的。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这个党和政府的一贯所作所为是与法轮功倡导的“善”彻底背道而驰的。
从最高层看,这个党自建立以来进行过有案可查正式命名的路线斗争就有十次之多。这些斗争成功地将党的历任总书记无一例外地打成了反党分子,以至于党内到了谈总书记色变的程度。
建政前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内部屠杀史。红军时期杀AB团,几乎杀光了红军中所有的营团干部,以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时缺乏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而告失败。这才有了始于战略大溃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整风,差一点杀光“救了中央”的陕北红军自刘志丹以下的大部分军队和地方干部。而毛泽东“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同志,便是在二方面军执行清洗工作杀人如麻而差点被贺龙枪毙了的。
至于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不是利用了人性中最残忍凶恶的一面和人群中最恶的一部分,致使中国在和平建设的前三十年中,无辜人民的死亡超过了一百多年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和历次反侵略战争的死亡数总和。中共公开宣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和这次江氏对法轮功的“肉体上消灭”,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消灭中国人心中的善念和美好的东西而代之以丑陋和凶残。在这种党内外的血腥斗争和政治绞杀中生存下来并窃取了最高权力的江泽民,残忍和无人性已浸透了骨髓。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江泽民对推崇“善”的法轮功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也就不奇怪了。无怪乎这次镇压法轮功所采用的手段如此之恶,从使用中世纪的刑具到现代化的电棍,从政府官员亲自动手到逼迫犯人作恶,确为中国现代历史之最。
“忍”将使中国政府的统治手段无存。照常理,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欢迎人民的“忍”,为什么江泽民要例外呢?难道他真的蓄意自毁江山?我在“江泽民处心积虑毁我中华”一文中谈及这点。现从另一角度探讨。中共是二十世纪的一大怪胎,建政五十多年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独立的司法体系,给人的感觉是拒绝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统治的基本手段之一是不停的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确保人民无暇顾及统治者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江泽民所谓的“稳定”只不过是不让矛头指向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统治集团罢了。什么叫“内耗”?就是把能量在人民内部的争斗中耗尽。在镇压法轮功的所谓“法律”手段用尽以后,江泽民所能想到的只有“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一招了。什么百万人签名啦,人人表态啦,义愤填膺啦,这种六、七十年前希特勒就玩过的把戏,老江就不用再东施效颦啦,当年“全国人民”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义愤不可谓不大,结果呢?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愿中共其他领导人自重。
(读者推荐,成文日期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