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李进宇同她的丈夫林慎立见面是1999年12月26日。

警察在押送林慎立去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拘留中心的路上，给了他5分钟见家人的时间。之后，李，作为加拿大公民，则被强令48小时之内离开中国。警察押送她去机场，迫使她登上了飞往蒙特利尔的飞机。从那以后，她再无从与丈夫联系。她只知道他已被送往劳改营中受惩罚，因为他修炼法轮功。

在400多天的焦虑等待和发出400多封信之后，李仍然心存一线希望。她说：“我请求加拿大人民帮助我”。说话细柔的李又说：“我请求我们的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并告诉他们释放我先生及所有法轮功学员”“我先生没有做错任何事。”近来，一些理由使李的希望增强。两周前，张昆仑，一位中加双重国籍人士，经过加拿大外交部的交涉及国会议员们和各人权组织和公众的强烈呼吁，被从中国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

李坚信，下个月加国总理带贸易团同中国主席的会谈，会扭转她丈夫及众多法轮功修炼者的恶劣处境。

这个会谈将是在张昆仑教训之后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第一个考验。也是留给明年重申加拿大对待中国违反人权的政策的一个重要参照。

国会议员们和中国观察家们说：张昆仑事件足以促使政府意识到加对华人权政策的急待更新。但是，政府却没有迹象显示有何新出。

玛瑞.克里斯汀--外交事务发言人说，人权问题将会从一般的意义上被提出，但她不认为会在某些特别案例或法轮功修炼者问题上专门提出。她还说：“人权问题继续是被关注的领域并且我们也继续强调这些问题”， “我们也继续关注宗教言论自由的镇压问题,，它将是官方对官方的，不会在正式发表之前有什么言论”。

自从1997年以来,加拿大对华政策就人权问题已私下提出, 并由一组高层官员及政治家讨论过, 这个对华政策有时也被称作“建设性合约”, 联合加强中加贸易的一系列协定，以配合中国方面意识到自己的市场和对国际商易的边境开放。“建设性合约”标志着加对华关系的转折, 不同于多边渠道涉入人权问题的作法--它们是支持联合国作出决定和公开进行。

“建设性合约”由于它的似乎不批评人权和专注在商业方面以及它的缺乏机制去监督发展而激起一些人权问题专家的义愤。

“我不认为它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我认为它是一种说服形式而没有任何制裁力在里边。”一位叫米歇尔.斯宗易的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中国专家说。

“中国人已经明显地证明出善于利用政策。在一国访问它之前放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以便取得其信任，使他们可以不把人权问题加入讨论议程。”

加政府如何理解和应用此案的教训将表明加会使用多大力量去使他的贸易伙伴约束他在关押不同政见者，粉碎工会组织，镇压少数民团象穆斯林，天主教和法轮功修炼者们。

张，一位60多岁的雕塑家和前麦吉尔大学教授，同他妻子和两个女儿从1989年至1996年住在加拿大。1996年，张同其妻子返回中国照顾他年迈生病的岳母。去年7月在公园公开炼法轮功后他与中国官方发生冲突。正如他自己说的，由于他的信仰他被政府监视。他的家被搜查，他被迫去付“再教育”课程费以及不许离家的软禁。

张出入拘留所3次。他同另外20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睡在石灰地板上，吃的是水煮白菜叶。张还说他被用电棍击四肢和身体。他被告诉说如果喊叫会给他更多的电击。尽管这样他也拒绝放弃法轮功的信仰。

去年11月，张被判送恶名昭著的王村劳改营3年。在那里他受到精神上的摧残：洗脑，反法轮功录像播看以及连续性监控。就在此时，他的女儿凌迪(音译)，一位在渥太华大学的学生发动了一场流泪的公开呼吁加拿大政府支持的运动。由于从政治范围和人权组织方面得到议员的支持，公众的支持被召集来了，压力推向政府去得到帮助。

经过几次外交官员的私下讨论以及强化性的国际宣传运动，张在两周前被释放并被送到渥太华。

由于李和林信仰法轮功的“真善忍”使他们正式呼吁中国政府的理解。

他们结婚刚刚8个月，正准备不久一旦林取得移民文件便来蒙特利尔。但在1999年12月22日，这对新婚夫妇从上海的家中旅行到北京的政府办公室。在信访处，一个专设机构为使公民同政府对话的地方，警察在那里集中了为法轮功辩护的人们。

李和林被送到专设办公室，那里同其他一些人一起填了一个表明信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法轮功很好。他们被迫等了很久去注册他们的呼吁。

从早一直等到晚上，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办公室。那里没有椅子，所以人们便坐在地上。没人允许离开，甚至不许上厕所和吃饭。最后李和林意识到他们是走入了圈套了。

这对夫妻和其他一些人都被送到监狱里呆了一天一夜。然后，由于他们来自上海，所以被3个来自上海的警察领回他们的城市。在上海警察局，他们被关了另外一天一夜并遭审问。

最后，大约12月26日，李被放回家，但她丈夫被迫呆在警察局。“在晚上11点钟，警察押着我的丈夫回家同我谈话5分钟时间之后送他进监狱。”李说。那5分钟是李和林在李被遣送回蒙特利尔之前最后一次会面。

使张能释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私下外交和公众抗议。

在自由党议员厄文.考特勒（Irwin Cotler）眼中看来是这两股力量合起来才给了中国一个有力打击。“（外交事务部长）约翰.曼雷（John Manley）和外交部背后的私下外交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是不会那么成功的。”科特勒说，这是一位有名的人权律师。去年11月来专办张的案子并且对他自己党内施加了压力来使事情成功。还有一系列的联合因素使张得以释放。科特勒说，张的加拿大关系，案例的公众效应，国际上的支持以及运动的短期压力--又在贸易使团的前夜加之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的愿望等等--都起了作用。

但是，也有教训需吸取，考特勒说：政府不该躲着不参加公民舆论关于人权问题的会议，成为这场多党涉入的基层运动的一分子。新民主党议员斯文德.罗宾逊（Svend Robinson）是议员中为张释放案尽力者。他说这件事情没能公示加政府对人权问题的偏差。“这里象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照旧做生意。”罗宾逊说。他还说他怀疑加政府将会从所经历中得到教训。“联邦政府必须改变其政策。当着重于贸易时是不可能同时公开发表什么人权声明的。”

罗宾逊又说：“当克莱蒂安（Chretien）人马开往中国完成其贸易使命时，他不能象通常一样只是生意问题。他们必须无论私下还是公开都应非常清楚地表明加拿大人是反对镇压基本人权的。”

国际大赦组织加拿大分部的协调人卡罗.张纳（Carole Channer）也不情愿承认把张的释放看作加政府对华政策有什么重大转折。“我看不到我们已前进了一大步，加政府已有重大转变，”她说。“我们不曾看到在中国人权记录上有任何具体改进。事实上，自1998年以来，情况实际是越来越糟糕了。”张纳还说她愿意看到加拿大能协助解决自1997年以来在谴责虐待和其它中国违反人权方面还没能解决的问题，有助于将要在日内瓦召开的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组织的会议。

多伦多大学的史宗义（Szonyi）说中国是不会被由公众发起的非难和谴责的低层运动所吓倒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的声音才是最关键的。“真的国家应站出来，这真是应该认真对待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返回多边涉入中国人权问题的政策还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自从李返回蒙特利尔，她已就其丈夫的困境向简.克莱蒂安（Jean Chretien）、蒙市市长皮埃尔.波赫（Pierre Bourq）、众议员、参议员、市政理事长、外交官员和人权组织发出了400多封信。

回音倒是巨大但缺乏真正的行动。

她被中国政府拒签回国探望其丈夫。

一位中国的画家，李现在靠做女裁缝工作挣钱，以帮助她为救其丈夫而战斗。

但尽管这样，李仍对其未来充满希望。

“我现在不想画画儿的事。我只希望我丈夫能来到加拿大，我们可以有一个和平的生活，然后我再想艺术的事。”

考特勒已同意接她丈夫的案子。李希望张被释放的事情唤起民众更高的呼声和政府的行动。

李知道她的丈夫不是加拿大公民，这可能使她的案子较难进行，但是她是加拿大公民。

“我是一个加拿大公民，当他们迫害我丈夫时，他们就是迫害我，”李说。“如果加拿大政府关心他的公民，他们应该帮助他们有一个正常生活并使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