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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0年9月13日】 大约在一个月之前，一位西方学员和一位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和另外两个经常去华盛顿的同修去华盛顿参加各种集体活动。起初有点害怕，担心：“我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且对政治也一窍不通，我去有什么好，不去坏事吗？”
其实，两个多月之前若有人问我去不去。那时，我肯定会说“不去”。对于李老师要向世人讲明真相的谕示理解很慢。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与我在一个英文学法点上的弟子都已在镇压的一开始就全力参与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每当提起UN、DC，我就起身离开。犹豫似乎是我所有执著的综合体现而且我还是没准备好。刚开春时，突然我觉得到时候了。也奇怪的是，我工作上的事情少了，自由时间也多了。 于是，当时我决定去华盛顿了。如果不，可能以后也没机会有这样的经历和体悟了。同时想，也许多一个美国人修炼者参与，那些政治家会觉得我们更普通。 在临行前的几夜，我开始有些焦虑。当想道：“我这是要到哪里去”的时候，许多执著都返上心头。什么怕与重要人物说话，怕被审查因为我都不知我在讲什么，怕失败，怕服装不合适，总之就是觉得自己不太到位。 为能够机智的谈论政治问题作准备，我决定要读一遍“法轮大法季刊”中所有文章。我决定在从纽约到华盛顿的火车上做这件事，结果，我与其他人谈了一路。虽“法轮大法季刊”未翻一页，可我了解到许多在华盛顿的具体事宜，关系网以及每一个与我们谈话的人。 到站后，我们四个在一起吃晚饭时讨论第二天的事宜。尽管那些政治词汇在脑中一现即逝，我对我们要完成的事情有了总体的了解。令人确信的是，无论什么政治家以什么理由来接受法轮功，高层次讲，他们的参与都是对他们生命的“祝福”。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好一天的会议。我也穿上最好的，看起来最职业的西装。当在德克森见到另外一位同修时，他却说我们象议会里作游说的。我们第一个会见的是议员助理M先生。 走进办公室发现，许多人都只是穿工作便装。这使我产生异想，我们可能会被指责盘问。于是，我决定“少说话，多点头”，以便让人觉得我还明白。 初入M先生的办公室，我吃惊的发现那里就象大学教授的办公室，墙上摆满重要记事集。这使人略感轻松。我们四个走入后马上开始了会谈。在会议进行中，我高兴的发现M先生对中国的最新消息很感兴趣。他也想让我们参与他们的一些媒体参加的活动。会谈结束步出办公室时，我感到很放松。也觉得奇怪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无端生出了那么多误解与恐惧感。现在，我又迈出一步，所有那些误解与恐惧感都已消散。 为下一个会谈，我们急匆匆赶到国会山去见令一位议员助理B先生。会谈中心是问那位议员是否会支持我们。B先生不太确定他们的立场，于是开始问我们中国的现状。直到谈到中国的政治历史时，B先生兴趣大增。可我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困意渐生。窥视同伴，早已昏昏欲睡。会谈就此结束了，而且B先生对中国的现状也不感兴趣。下一位是众议员助理J先生。他曾帮助起草了去年的宣告书。我们其中一个很快诉说了最近的活动且给了一份他喜爱的“法轮大法季刊”。当谈到我们如何进展时，他说我们没有真正有力的证据说明我们不是“邪教”。我有些惊讶。但他又说，我们没有具体的，规范的文件来驳斥中国方面的主张。他说他要看在“法轮大法季刊”一期中的“常问问题”。而后他说，这些问题对他来讲太简单。我们不建庙，不收费，不等于我们不是“邪教”，因为很多“邪教”都是一开始以同样理由辩解，可后来越深究却发现越不真实。然后他又说，我们虽说我们不收费，但从我们发放的小册子和做工很好的“法轮大法季刊”看，我们的确也有些钱。于是，他建议我们作一份对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指责的详细的反驳书，就象其他律师做的那样。 午餐后，我们赶到国务院去见China-desk，“宗教自由”和移民局的9位代表。我们以公布“法轮大法季刊”的发表开始然后展示了最近发生在中国的情况。紧接者，这些代表发动了轮番的提问。显然他们也对中国的事件密切关注着。但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对法轮功却知之甚少。一位“宗教自由”的先生问我们是否可解释大法的“纯哲学性”。我们解释说修炼的中心是去除执著提高心性，作好人且尽量作到坚持法理“真、善、忍”。这位先生又解释他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关于“种族婚姻”和“外星人”的问题。我们认为此文的作者另有企图并从李老师的话中“断章取义”。然后他说：“如果我对纽约时报的文章总是“来者不拒”的话，我就要从7层楼跳出去。”另一位官员问我们“香港”事件。我们解释说那些人不是大法弟子，有可能是被中国驱使的。 一位年轻的女士问：“为什么那些修炼者不在家炼而要去天安门呢？”一位老学员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作了一个相当长的回答。我实际上在想将中国修炼者与美国60年代民权运动领袖马丁. 路德金联系起来更让美国人理解。但是我怕坏事就保持缄默了。而事后当我在出租车里提到我的想法时，那位同修也认为我的回答更好，我也应该说出来。 最后是议员助理S先生。我有点吃惊的是他是从台湾来的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士。很显然，S先生在镇压一开始就在帮助我们，也因此很了解中国的状况。我们给他看了最新的材料然后讨论让众议院行动的方法。在说话中，S先生转向我疑惑的问：“你是怎样参与法轮功的？”我力图克制住惊讶之情简单地说：“在发现一个同事得益于大法后，我决定从他那了解大法。此后，我自己体悟大法发现大法很好。”然后他问我大法使我得到了什么好处。我告诉他我身体感觉很棒而且修炼以来从未得过病。后来我又解释说，由于大法着重于去执著心，例如嫉妒，强求，贪婪，我现在感到心情舒畅。我欣慰也是因为我改掉了一些以前想改不能改的坏习惯。 在他又问我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时，我想他既然是亚洲后裔应对佛教有一定了解。我就解释说，在大法中，我们着眼于不断提高层次最后“开悟”。他好象明白而又问了更多问题。不知如何，我们谈到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是否可以炼法轮功。我们就解释说大法可以解释一切。我又加上说，大法对任何人，对任何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人都有好处。我又说“没有比我更象美国人的了”。我是高中足球队的队长，大学攻读分子生物，现在是大法修炼者。结束的时候说，当你超逾中国对大法的禁锢，你能发现大法是共同之法。他似乎开始对大法有了些兴趣，也好象要尝试一下。后来我们又问他是否有大法的书。他已经有了。转到正题后几分钟，我们的会谈结束了。我觉得这次我们很成功，不是因为影响了众议院，而是因为让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明白什么是大法。这是多麽好的弘法。 经验教训 回头看看，我很高兴我的这次旅行。表面上，得空不上班，去首都，和政治家谈天很有意思。深层次来讲，这次旅行使我从伏藏已久的犹豫和害怕中解脱出来。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华盛顿的政府官员根本不知道大法的“精神一面”。他们似乎非常明白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但因为不了解大法精神一面而很怕帮助我们。大法对于西方人来讲是一个新概念。我想他们因为不了解我们大法弟子而犹豫是否支持我们。 所以，尽管我未曾在这方面作出多少贡献，至少我作了一些正面影响而且也微笑了不少。我认为在政府眼里我们更冷静沉稳，更善良，更高兴，他们就会越快认识到而后毫不犹豫的帮助我们。让他们与更多的西方修炼者聊，看到更多的西方修炼者，非常的重要。这是因为，这样可使问题“具体、个人化”，使他们对现状与我们有更好的联系。 就“揭示真相”而言，我认为与政府官员讲似乎更有效，因为他们很有影响而且他们人数也多。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应特别小心因为小错而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现在我看到华盛顿的工作多么重要也多么巨大。那些政治家需要修炼者们的回答，否则，他们就会随着媒介和中国政府走。 只是坐着而从不挑战困境自然容易，但最终我们要走出去，克服我们的执著。我的华盛顿之旅很快帮我找到执著并去除它。 （2000年9月4日发表于纽约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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