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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0年5月17日】去年夏天，北京异常炎热的日子里，全国突然开始 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这台机器，尽管型号老旧，它的镇压 功能运转良好。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从电视到报纸，从手拷到笔杆子，一刹那都动 员起来了。没有起码的法律程序，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就开始了涉及几百万人的政治运动。
在这不久以前，中国刚刚修过一次宪法。这次修宪是体面光彩地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全国人大进行的，这次修宪承诺要实行法治。党来提议人大修宪，逻辑上承认了宪法中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的条款，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要法治的诚意。意味深长的是，在修宪讨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人起劲地提出现代法治国家的起码建议来，比如分权和制衡，比如司法独立，比如保障公民思想言论自由，比如军队国家化，比如宪法的解释，比如惩治违宪，等等。知识界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宪政进步的机会。是知识界的麻木，还是看穿了“我们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这句话中隐藏的杀机？即使如此，修比不修好，承诺比不承诺好。令人吃惊的是，话音未落，墨迹未干，宪法就被抛到了一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在开会决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可曾翻开新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上一眼？如果他们想得到看上一眼，他们至少会想到做做表面文章，走走司法程序吧？没有，连对法律的起码的表面上的假心假意的尊敬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如此就开始了从上到下的运动老套路，舆论开道，各单位层层传达，人人紧盯。其方式之蛮横，其手法之陈旧，其眼光之狭窄，其思维之落后，实在叫人目瞪口呆。 我还感到吃惊的是，去年夏秋镇压法轮功运动中，中国知识界总体表现之令人失望。如果说，人民日报中央电台不可能发表反对意见，那么为什么网上也很少严肃的反对声音？如果说，在中国社会这样的生存环境里，你没有说话的自由，说出自己的思想要付出职称、待遇、房子、出国、乃至人身自由的代价，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不坚守保持沉默的权利？ 一方面是全国几百万普通百姓的公民权利受到了粗暴的干涉，不能上公园练功，不能聚会讨论心得，不能读他们愿意读的书籍，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知识人在法律遭到粗暴践踏的时候的沉默，在强权面前的奴颜卑膝，可耻配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左派。他们是主张用这样的方法来镇压法轮功的。他们对政府的批评是，镇压异端意识形态还不够及时，不够有力，不够彻底得一劳永逸。 那个夏秋，我和很多人争论过。我的观点只有一条：这样镇压法轮功是违法违宪的。法轮功是不是有科学道理，法轮功是不是荒谬绝伦，法轮功是不是打算颠覆政府，法轮功是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法轮功是不是邪教，法轮功是不是害死了人，害死了多少人，是谁被害死了，这些问题，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而我认为不能动摇的一点是：对法轮功的处理必须遵循宪法规定的法律程序：合法取证、依法起诉、法庭独立办案，在法庭根据证据依法判定某人有罪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公民，包括李洪志，都是无罪的。这难道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常识吗？抛开司法程序，利用独家垄断的舆论工具，来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限制公民行动自由，搞人人过关的检讨表态，这是对公民的迫害。这不是违法是什么？这不是违宪是什么？ 在中国社会，你还不能指望农村的农民、工厂的工人来对抗制约这种荒谬绝伦的来自中央政府的违法违宪的政治运动。唯一有可能制约政府违法违宪的，是知识分子，是教授们、律师们、记者们、作家们、科学家们。只有他们，有可能站出来对政府说，不对，你必须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办，否则，法律就会乱套，法治就会从根子上毁掉。可是，1999年的夏秋，中国的知识分子表现得令人失望。或是出于低水平，或是出于懦弱，或是出于人格堕落。 倒是当初草草决定镇压的那几位老人看出了毛病，他们大概也发现了，连《词源》、《词海》和《汉语大词典》里都还没有把“邪教”这个词收进去，更不要说“邪教”的司法定义了，而他们当初决定镇压的时候，只想到把一个“邪教”的帽子一头扣上去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开杀戒了。这怎么在历史上站住脚？他们开始补台了，这就有了人大的立法补课。中国人脸都不红地把全世界人都当傻瓜，居然就演出了先镇压后立法，用后立的法为先前的镇压做依据，这样一出演的人一本正经，看的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天安门广场上，陆陆续续地会有一些法轮功人来到，他们大多是中年人，或妇女，或从外地赶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一站，两手一举，就马上有彪形大汉赶来，凶神恶煞般地押上车去。凭什么？ 我们北京的知识人知道，这样的事那儿每天在发生，他们扭过了头去，他们尴尬地装作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想过，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的法轮功人仗义直言，不在这样的时候看到，对法轮功的无所顾忌的违法迫害意味着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受保障，如果知识界不能够抛却观点、学派之争，齐力阻挡政府方面滥权枉法的违宪行为，那么，中国知识界受到整肃迫害而无力挣扎的一天不会很远的。 2000年的春天，由一个“研究生”发难，对知识界出版界的整肃开始了。 从去夏的镇压法轮功到今春的整肃知识界，这两者有联系吗？这两者的联系就在于，这是同一个制度运作的结果。它们的起因是相同的，就是对过于集中的权力缺乏自信。它们同样是由几个老人聚会决定的，同样连宪法也没有打开看一眼，同样不顾程序无视法律，同样采取了陈腐得不堪入目的政治迫害运动的手法。而首先遭到整肃的，恰恰是这些年来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呼吁法治，呼吁保障民众权利的学者。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挨了五十年的整，什么时候才会明白，你的命运和全国民众的命运息息相关，这首先意味着，在保护民众之盾，法律，遭到破坏的时候，你有责任挺身而出，护法护宪。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水平，那么，你也危在旦夕。如今，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首先遭到整肃的时候，居然还有知识界的人幸灾乐祸，说他们是自己说话太过分了。 你以为这是学术观点之争吗？只要这样的制度不变，这样的权力结构不变，这样的思维不变，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左派，遭到整肃的日子也是指日可待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的民众，特别是知识人，要从头向西方民众学习。当一个普通人，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你所喜欢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日常意义上的好人，只要他或她遭到不公正的对待，遭到违法违宪的迫害，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意识：下一次就会轮到我了，我不能无动于衷。作为个人，护法护宪，要有勇气抛却其它层次的争论。作为社会，我们要努力争取中间组织的生存空间，用民众中的中间组织来抗衡政府的违法违宪冲动。 去年秋天，法轮功被镇压后，举国庆祝国庆，其实只为了确立一个绝对权威。这个绝对权威一旦确立，自下往上输送民意和不同意见的管道就消失了。如今，我向中国政府呼吁，尊重宪法，尊重法律，让我们回到法治的道路上来。让每一个事情的处理都成为法治和民主制度的一次建设，而不是一次破坏。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不在于他的计谋超人，不在于他有一付铁腕，而在于他有历史眼光。有了长远的历史眼光，才会有足够的想象力创造力，才能够应付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期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众在尊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真正合作的开始。 如果这一天永远不会来到，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丧钟，就会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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