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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哉，永远的4月25日
—— 写在4.25. 和得法一周年

【明慧网2000年4月21日】

你们热爱生命，
因为生命是你们的修炼之田。
但为了大法，
你们又可以把生命奉献。

《给为大法献身的修炼者》作于2000年4月

从刚开始修炼大法，就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 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日益升级。一开始，我很怕听国内弟子受折磨的事。 除了一种撕心扯肺的难受，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怕受那样的非人的折磨，养尊处优的我肯定不堪那样的折磨。最好是他们不受，我也不受。我希望能找到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既能解释他们的遭遇，又能消除我的怕心。其中最好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悟偏了，所以难加大了，或者是什么因缘关系。我的悟性好，因此我不需要受这种折磨；或者是我的业力小，不需要像他们那样过这一关。

1、这是善恶之争！

当我看到世界上的人对虐待法轮功人致死反应如此冷淡时候，我更加明白了这末法的社会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了。我也明白了这是正邪之交和善恶之争。我无法面对我所面对的这些，是我的心当时还无法承受。于是，我悟到，当一定要有人为众生去作出牺牲时，我不敢说舍我其谁也就已令我羞愧万分了，我还有什么脸去评说他人。

大法教会了我分辨人间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

2、政府啥也不是。严格地说，只不过是有一点特权的常人群体。

对于真修弟子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修炼者和常人。

想到此处，我顿时豁然开朗。 我不会因为政府里的人有一点特权，就把他们看得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当然，常人中多年的教育使中国人生成了一个观念，要服从党的领导。毕竟，我们都是能分辨真正的好与坏，善与恶的大法修炼者。我绝不会因为政府中有人说我们是邪教，就义愤填膺，也不会因为政府中有人说我们好，就受宠若惊，说我们是邪教还是国教有什么两样！走到那儿，我都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香港法会结束后，我决定回国探亲。

12月13日，我从香港赴深圳去购买国内机票，我住在一个朋友家等15日的机票。这位张姓朋友是香港的生意人，也炼法轮功。兴趣相投的朋友聚一块儿是很自然的。所以，14日与张先生相识的一些法轮功弟子来和我们相聚，我们交流了各自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来访者到晚11点都离去了。次日凌晨1点，我们被上门造访的三个公安惊醒。

他们三个公安坐下来和我们谈话。 问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什么时候开始炼法轮功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来，难道你不爱你的国家吗？不知道遵守国家法令吗？ 我对他们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

我是1988年去美国的。当时，我的儿子桑桑只有1岁多一点。就这样，我离开了我的丈夫和儿子，孤身一人来到了世界最著名的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当时，这个世界最大的研究所只有几个中国人。人地生疏加上工作紧张，我感到非常压抑。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对中国人怀有偏见，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我心里更加不平。有一个人公开嘲笑说，你们中国人自己国家搞不好，就想赖在别人的国家里。我有时真想一走了之，但又舍不得美国的科研条件。无穷无尽的委屈和极强的中国人的自尊使我把眼泪往肚里咽。我拼命地工作和学习，平均每天在实验室里干到16、17 个小时。有时，我累极了，就在椅子上靠一靠。就这样，我常常在实验室里过夜。有一次，我连续干了60个小时，因为我困极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的车撞到了一棵大树上，引擎和水箱被撞坏，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因为我太疲倦了，即使我的脖子被安全带勒出一条深深的伤痕，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我到美国十二年，没有休过一个假期，一个假日，甚至没有过一个周末。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我用此来表达一种中国人的自尊，遮掩着一种难以克制的寄人篱下的感觉。说到这儿，我含着泪笑了一笑，对他们说，这是我十二年来第一个假期，第一次踏上我的生我养我的祖国的热土。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国家有了希望。

他们在听着，有一个人眼睛湿润了。

我很快被提升为副教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修过美国的学位。当时嘲笑我的美国人成了我的学生。有一天，我非常认真地告诉他，我到美国来是为了教像他这样的人怎样做科研。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对的，我实在佩服你”。

自我以后，这个研究所接受了很多中国的博士后研究生，目前至少有200多人。他们很多美国教授都说，你看看莉莉就知道了，中国的博士后研究生一定是好样的。当然他们喜欢象我这样的学生，我现在每年拥有近40万的科研基金，已在我的领域里很有些名声。这也是他们有目共睹的。

他们听了我的这段话，沉默不语。其中有二个人的眼里噙着泪。

我告诉他们，我是4.25以后炼的法轮功。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他们也很吃惊，炼法轮功的人是怎么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这么不要命。

我诚恳地告诉他们我对4.25的看法。

我是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4月25日法轮功的人到中南海请愿的一篇报导。他们安祥的举止和平和的面容令我的心悸动不已。我惊讶，面对如此严厉的政府，什么人置身家性命不顾竟能如此斗胆死谏？我感叹，什么人竟然这么天真地对有残暴名声的政府呈上这样的赤子之心？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理念竟然使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显得如此地坦荡？我扪心自问，我做不到。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辛劳早已把曾是一腔热血的我修整得精疲力竭，谁又不是呢？

在得知这些人奉行的是"真善忍"的当天，我决定了修法轮大法。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能在短短的七年内使中国人变得如此不凡的法一定是超常的。我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更知道人性和民族性是改变不了的。这一定是神创的奇迹！

当我开始明白一点大法内涵的时候，我很快明白了去中南海的弟子们为的是什么：为了我，为了你，为了世界上千百万还没有得法的善良的人们。为了更多人能生活在公民能够正常行使合法权益的社会，为了更多人能回到讲真话、彼此善待的精神境界，为了“真善忍”能照亮更多的人心。

其中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你们不忍一忍呢？”

我看着他们，一字一顿地说，对邪恶的沉默绝对不是忍，那是对“真善忍”的亵渎！你们知道不知道，政府和你们正在加害于为拯救你们的灵魂而舍尽一切的人。我为大法弟子舍尽一切乃至生命都不能使你们清醒感到痛心，难道人的良心竟然泯灭到这般田地？我们不在乎你们恩将仇报，只是希望你们能醒一醒，为了这个国家，也为了你们自己。

经过几个月狂风暴雨，我已经清楚地感觉到，“真善忍”正在改变着包括我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改变着久已麻木的中国人，改变着长期以来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天条的中国人，改变着曾令人绝望的中国的民族性。有史以来，中国人不是逆来顺受、唯唯若若地做顺民，就是象陈胜和吴广那样官逼民反。自镇压以来，法轮功的人从容地承受着一切，只为了说一句真话，炼他们喜欢的功法，坦然地做一个好人。有这样的百姓乃国之万幸啊！第一次，我从心底里升起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升起了对中国的希望。

他们说不出话来。有一个请我不要再说下去。

我后来告诉他们我回国的原因。我确实想告诉国人和政府，法轮大法好，但我的第一个目的是很简单的，是想回家给我的27年前惨死在车轮下的二弟扫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的十二岁的二弟挺身而出，保护我的父亲。我和其余两个弟弟都不敢吭声。因此，我的二弟被批斗，每天有时高达十几次。我十二岁的二弟终于无法承受，得了精神病。1972年，他17岁，由于神智不清，被汽车压死了。我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我始终在欺骗着自己，他没有死。当时，我无法去给他送葬，也从未为他扫墓。直到修了法轮大法，我的心开始得到了平静，才能面对这一事实。这次，我是想回来正式向他道别的。

他们坐着，良久一言不发。

后来，我被带到了派出所，有一个公安负责审问我。因为他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大部份的时间我都在和他聊天。我问到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生活。他告诉我他的理想和企盼。我看他吸烟太厉害，劝他戒烟。他苦笑着说，你的同修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不吸不行。我也笑着对他说，不要太执著。他为了配合镇压法轮功的工作，读过三遍《转法轮》，我知道他听得懂。我又说，你现在已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你不应该逮捕我。他告诉我，他也无可奈何，他只是大机器里的一个螺丝钉。我说，你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坚持说他先是螺丝钉，我也不让步。最后，他同意我是对的，他先是一个人，再是螺丝钉。但后来当他把我送进看守所的时候，他很无奈地对我说，我还是先是一颗螺丝钉。我在释放后，在一次通话中，他告诉我，在我被关进看守所以后，他想起我的衣服带少了，很想给我送些衣服。我流泪了，我为他自然流露出来的佛性而流泪。我告诉他，我在狱中还为他流过一次泪，因为突然间，我感到是这个公安被囚禁着，而不是我。当我在电话上告诉他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你是对的，我觉得我的心是锁起来的。我的心为他的明白而悸动。

此时，已是凌晨5点。他告诉我现在可以回家，明天到公安分局去取护照。后来我才知道，加州另外两个学员赵晨和黄云此后也被捕了。

第二天，我和香港二个学员一起到公安分局去取护照。在那里，他们正式以“扰乱社会制安”的罪名将我，赵晨和黄云逮捕，把另外二个香港学员驱逐出境。

当我们在公安分局时，公安强迫我们看凤凰台录制的反法轮功的节目。我看得津津有味，因为里面有4.25法轮功弟子到中南海请愿的记录和师父的全家福。他们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这么乐。我笑着说，我就是从这些东西中得出结论，觉得法轮大法好的。我为他们分析1404这样的数字为什么正好证明李老师应得诺贝尔医学奖。还告诉他们节目的制造也很拙劣。比方说，里面的新编“好了歌”。他们问我什么是原来的“好了歌”。我就为他们背诵了一遍：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古来痴心父母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平生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

他们听后都一致同意老的“好了歌”更好，我念得也比那个节目主持人要好。他们也认为原“好了歌”的内容也更有意思。我心说那当然啦，这是要叫人看淡“名利情”嘛。最后他们决定不再给我看反法轮功的节目，因为我总是看到好的东西，反面材料根本不能起到“转化”我的作用。

在中国坐牢，美国人是难以想象的，一旦被捕，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就像你这个人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不允许打电话，不许写信。我丈夫在从张先生处得知我被捕的消息后，从圣迭戈打电话到深圳想找到我关在哪个看守所。他被告知犯人是不能接电话的，如果想找到她，得自己来查。接下去的几天，他找到了美国在广州的总领馆、深圳、香港的朋友和当地法轮功学员帮忙。始终未能找到确切关押地点。警察象是踢皮球对待他的查询。有一次，他甚至被告知，我已经被美国领馆领走了。最后还是SAN DIEGO UNION TRIBUNE 的记者ANGELA LAU锲而不舍地追踪才找到了我。

与外界隔绝只是整个事情很小的一部份。因为我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再次拘留我，我身上只穿了两件单衣，没有任何多余的衣服。两天后，深圳遭受了本世纪最严重的寒潮袭击，睡在水泥地上，我可以听到寒风呼啸，穿过没有玻璃的窗洞，牢房四面透风。我把所有能找到的衣服都穿上保暖，还是浑身冰凉。刺骨的寒冷常使我彻夜难眠。牢房里只有一个茅坑，没有抽水的装置，四十个人共用。大小便后只能用手舀水冲。因为根本冲不乾净，臭气熏天。我因不想闻臭气，憋大便而患了便秘，后来一大便就出血，而且成了恶性循环，越来越糟。在监房里，不准穿鞋，因怕被用做武器。地上全是水，只好光脚，因此我的脚后跟裂了一个一寸长，一厘米深的大口子，直到出狱后一个多月才愈合。每天我们都要做塑料的头发刷子，从早上八点到晚上10点。天气寒冷，塑料针把手指头都磨破了，流着血。完不成任务是要挨打的。我亲眼看到一个妓女因为干活太慢而被殴打。还有很多很多，监狱里的黑暗是说不完的。

囚禁我的监房主要关的是妓女，吸毒犯，妓女兼吸毒，和诈骗犯。她们大都是无可奈何的，都很可怜。妓女大多是被家人、男友，或丈夫逼或骗了卖身的。鸨母为了控制妓女逼迫妓女吸毒。有一个诈骗犯是被冤枉的，关了两年都没有被正式起诉。可是，爱滋病毒阳性的妓女无人敢碰，一直在深圳八灯街头卖淫。当我认真地告诉公安人员，他们说，他们不管这个。

我告诉你们这些不是在诉苦，我是想让你们知道这些磨难对我的影响。我从前是一个养尊处优、很娇气且极有自尊的人。修炼前，我的脾气暴躁而骄横。我曾因不满意我的秘书的工作，炒了好几个人的鱿鱼。对我手下技术员和博士后研究生经常出言不逊，动辄破口大骂。修炼后我完全变了。但是，我自己也不敢想象自己能毫无怨恨的被监禁13天。我的心中没有焦躁和不安，只有一片详和和宁静。因为我完全为了其他的同监的犯人而难受和流泪，自己的痛楚反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从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升华和灵的快乐。我看到我变得如此乾净和美丽，因为我的心中没有了自我。我心里明白，这是大法的威力。

要是没有大法，我根本不敢想像我自己，竟然在此时此刻想到是全是他人之苦。每天做头发刷子是有任务的。新的小犯人多半完不成，经常挨打受骂。有一个小妓女也抱怨说，法轮功人做的慢。我听了有点惭愧。我一辈子也没做过梳子，当然做不好。她们所受的虐待使我于心不忍，于是我下决心好好研究一下。后来，我琢磨出一些窍门。在和仓里一个最快的老手比赛时，我以三比二获胜。我把经验传给了小犯人，她们也少受了好多折磨。她们又一次感受到，炼法轮功的人处处都是好人。

我还记得我踏进牢房的第一个晚上，大约是11点钟。当我被告知里面关的都是妓女，吸毒犯，和诈骗犯，我有点胆怯了。我和赵晨万万没有料到，牢房的门一开，有的犯人就叫了起来，“嘿，法轮功！” 当时我的心也为之一震。我被命名为“法轮功21号”，我是第22个被关在这个仓房的法轮功人 (第一个是0号)。有一个法轮功3号也和我们关在一起，她是第二次被关在这个仓房里。难怪，他们见到我们这么高兴，他们对法轮功人已经很熟悉了。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更加兴奋起来。当天晚上，我们聊到管教来查仓才停下。后来，我问她们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她们笑着说，太容易了。你们看来不象吸毒，也不象小偷，更不象妓女，看来又那么面善。 除了炼法轮功还有谁？

我在监房的第二天是我最难受的一天。我非常想念我的儿子，我想得落泪了。我的儿子也是大法弟子，是个好孩子，12岁以高过50%考上大学的学生的成绩通过大学SAT考试。我有点控制不住，请3号背师父的“真修”给我听。她背了三遍后，我除去了心中的悲哀，止住了眼泪。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人间亲情的泪和慈悲的泪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浊而涩，后者清而甜。后来我才知道我儿子比我修得好。当记者采访问到他担不担心妈妈的时候，他说，不要紧的，妈妈有师父法身保护。记者在弄懂了以后笑了起来，觉得我的儿子纯洁得很可爱。

在排开了个人的情之后，我顿时感到了监房里其他人的痛苦。每个人因失去自由而生出疯狂的困兽般的心态，牢头和老犯人之间你争我斗，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新犯人整天胆战心惊怕挨打受骂，吸毒犯毒瘾发作时难耐的自我折磨，污秽的语言和粗鲁的举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令我心疼痛不已。我深深地叹到：众生皆苦啊！

我和赵晨和她们交谈后，感觉到她们中间有很多是有缘人。有些犯人第一次炼功就感到了法轮在旋转。有一个老犯人的一只腿瘫了，因此脾气也极坏，小犯人经常被她骂的狗血淋头。我们告诉她有关失与得的道理，她听进了，改了很多，自己感觉也好多了。有时她还发火时，身体就会感到不舒服。她自己体会说师父在管她了。有一个可能被冤枉的老犯人，被关押了近两年也没有正式被起诉，满腹的怨恨。修炼以后说要放弃报复的思想，如果判她的刑，她会用大法去衡量的。11号仓的仓头脾气也很暴躁，动辄打骂小犯人，但她有点怕我们，说，这法轮功念起“真善忍”就象念紧箍咒一样，害得我一骂人就头疼。她还曾委任我担任11号仓头，我也很高兴。可是好景不长，只当了半天就被革职了，因为我太迁就了。后来，她在一次早会上宣布，她要用“真善忍”管理牢房。几天后，牢房里完全平静下来，一片详和。这哪里象一个监房，分明是一个女学生宿舍。

犯人们都说，谢谢李老师，派你们来告诉我们“真善忍”和做人的道理。因为这一切只是在几天中发生的，每个人都在感受着大法的威力。我为她们流泪和庆幸。

牢房里几乎每天都有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一个小妓女在被转移去劳教时，哭着告诉我说，她将再也不会卖身了，如果有一天她再次被捕，一定是为法轮功。另有一个妓女对我说，当她被释放时，她也会去北京上访，告诉政府，法轮功人都是好人。还有一个因与邻居打架被关押三天的人，原打算出狱后用硫酸毁她邻居面容以滋报复。得法后对我说，她一定放弃这一复仇计划。她竟然在被释放前请求管教多把她关几天，这样她可以和我们一起多学一点法。

我在狱中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此时，师父就会借他人之口来点化我。有一次，我晚上值班，一个老犯人坐在被子里打坐。我看见一个小犯人的被子踢掉了，我就去替她盖被子。冷不防，就听见管教在天窗上喊，你们在炼功啊。我怕那个炼功的犯人会加刑，有点冲动地说，谁炼功啦？他说，我又没说你，干吗那么嚷嚷。说完就走了。我心里有点惭愧，怎么能这样对人说话呢？他后来又经过我们仓房时，我就向他道歉。他说，哼，你们李洪志听到要骂死你。我闻言满脸涨得通红，羞愧难当。

在监狱里呆了13天，我和赵晨被分开提前释放了。当我和犯人们匆匆告别时，所有的人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但我和她们都有一种庆幸，因她们很多的人都已经是大法弟子了。

我回顾这十三天，走得好快啊，很多放不下的执著都一并放下了。深深地体会到，是大法在带着我在往上走啊。我也进一步地悟到，之所以镇压法轮功发生在中国，是因为大法在中原啊，大法在中原树大根深，才能具有巨大的承受力！而我只是一片小树叶而已，大树把我举得很高很高。

公安在递解我出境的时候，问我是不是把拘留所当成了法轮功训炼班，我说，那还用说！他们笑着说，下次单独囚禁你。我说，请便。他们说，你到美国去炼吧，不要再回来了。我说，那可说不准，你们这一关使我更加体会到“真善忍”的意义了。连我这样正直的、有作为的好人都会被关起来，你说说这个社会败坏到什么程度了。你们也应该仔细地想一想了。

我们被释放后，受到了几十家报社和电台记者的采访，其中包括BBC，VOA，RFA，和美国最大的NPR。有时，我也会碰到一些较难回答的问题。 比如，NPR 的记者在采访接近结束时，问我，你为什么要去探亲呢，你们师父不是叫你们要看淡“名利情”吗？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我反问他道，当我在监狱里时，我连素昧平生，沦落风尘的犯人都如此的倾力相助，何况对我朝夕相处的亲人们？他无语了。我心叹道，修炼者的胸怀的博大是常人难以理解的，真是情到深处人孤独啊！

回来以后，我才知道，美国有多少善良的人都在关爱着我们。在我被捕后，我的先生和我的表弟为了营救我，做了不懈的努力。参议员戴安.范士丹亲自写信给中国大使李肇星要求尽快释放我。我们所里的很多科学家都写信给李肇星，也都纷纷写信质问领馆。其中有一个叫Jessica (我以前不认识她)的人就请她的亲戚和
朋友写了40多封信给李肇星。最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比较维护政府，我们平时也不太来往，但他却为我被捕的事义愤填膺，在他和李肇星共进晚宴时当面质问，使李肇星和安文斌都非常尴尬。本地最大一家报纸，对我的事做了连续报导(前后共6次)，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最高兴的是，又有很多的有缘的人因
此而得法。

3、这一年是大法弟子真善忍实践的纪实！

大法弟子在中国的经历是“真善忍”的实践的纪实。对此，我们除了呼吁捍卫人权以外，还要让他们明白我们要的不是同情，因为真正应该被同情的应该是常人而不是大法弟子。这些“真善忍”的实践的纪实是属于宇宙众生的，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大法的威力。

这一年来大法弟子看起来似乎是仅仅在争人权，要求政府把法轮功的名正过来。我们的遭遇引来一定范围的同情。是这样的吗？政府和常人对我们的认可与否有那么重要吗？我觉得我们要的不是悲天悯人的同情。我们要得是让常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能从心底深处认识到大法的威力。因为我们的所做所为早已超出常人的承受能力。

当我刚被释放在香港受到众多记者采访时，我的描述曾赢得了极大的同情，其中，女记者尽皆落泪。后来，我在电台的讲述和听证时的发言也都是催人泪下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对自己不满意。后来我终于明白，我原来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一个受害者当然是弱者，是要受到保护的。开什么玩笑，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怎么会需要保护呢？从此以后，我不再多谈我在狱中所受的磨难，即使我要谈，也只谈磨难为我带来的升华。我更多地谈公安和管教的态度的转变，狱中犯人的得法过程，和大法为常人社会带来的变迁。人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但修炼者应该看到是真善忍的威力，修炼者肩负着唤醒常人重任。因为，常人不识“真善忍”啊。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越来越多的修炼者已不再用常人的标准，社会的尺度，政府的规定来衡量好坏，因为我们知道了宇宙的标准，真善忍。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妇赵金华被折磨致死也不肯改口时，你能说她可怜吗？ 当一年近六旬的老人陈子秀到死还说炼法轮功好，你能说她可怜吗？当千百万弟子受尽人间折磨也不改初衷时，你能说他们可怜吗？当一个政府用尽一切国家机器也无法压下我们这些大道无形的修炼者，什么人又敢说我们可怜！真正可怜的是不了解这种境界的常人。我们且不说在那边空间的我们是如何在演变，就是这一层空间所表现出的浩然正气也是令人回肠荡气的。这正是宇宙大法的威力在人间的再现！师父早在芝加哥法会上就赞叹过：真了不起，伟大的神！ (大意)

4、大法是宇宙众生的

3月17号，我在国会成功地做完听证返回圣地亚哥。在飞机上，看着同机没有得法乘客，我突然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悲哀，哭得无法抬起头来，整整哭了三个钟头。当时，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地难受。后来，我才悟到，是同机乘客清醒的副元神在苦苦地哀求着我，唯一的在机上的得法的人，去唤醒他们，让他们的主元神得法。

每当我为大法做了一些事，有点感到沾沾自喜时，我的天上的父亲就叫着我天上的名字对我说，放下你的那颗骄傲的心，把你的心放的低一点，心低才能象船一样载众生啊。当你的载众生的心放的越低，你的心性就会升的越高，你的承受力就在增加，你的慈悲心也就在增加。你才能更好地“助师世间行”啊。

修炼是永无止境的，为众生应舍弃一切，甚至包括那种为此献身后的骄傲和成就感。师父，是这样的吗？我在流泪，我不是怕这样去做，而是怕我不够格啊！天啊，无私奉献的境界是多么圣洁而又美好！我真想知道，宇宙中高级生命的辉煌是否就是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天上有多么的美好，但是“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啊！为了我们当初的美好的心愿，为了不辜负师尊的教诲，为天下所有善良的有缘人皆能得法，我们共同精进吧！

（2000年4月20日稿，4月21日修改）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0/6/12/87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