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0年3月4日】我无意为“法轮功”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关于两高的有关解释，我也不清楚，我只想谈我的母亲。 母亲的为人是令人称道的，谈不上扰乱或破坏社会治安，更谈不上是什么犯罪嫌疑人。她只是一个法轮功炼习者，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炼习者，在最低一级的辅导站上，她连一个辅导员也不是。她曾到过北京（究竟为什么，别人只能猜测）。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进京是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现在也无人能够准确知道她进京的目的。
据她回来后对我们的讲诉中，我们知道她是在公园（中山或景山）被“抓获”的，她在公园中闲逛，被“便衣”询问是否是法轮功炼习者，答曰：“是。”就被送往潍坊公安部门驻京办事处，身上带的600多元和身份证被搜去。我是在交付了1500元后才被允许到北京去将母亲接回。我是在气愤和极度牵挂中到北京的。母亲小学文化，在生活了近60年的潍坊当地也极容易迷失方向，我曾多次应允她带她去北京旅游，我未能满足她的这点要求，将令我遗憾终生。气愤中，我一句话也没跟她讲。她在“潍坊之家”旅馆中，态度坦然，几次为瞌睡中的我盖严衣服。第二天，我们一起去吃饭，在路上，母亲如饥似渴地环望着四周北京的风景，问我道：“这是天坛吗？”我说：“不是。”这是我们母女北京之行的唯一句话。母亲做梦都想游玩的地方，到了却无法游玩。村书记于乐正跟我们讲：“她是不是想来玩玩。”北京的早饭很好吃，她吃了很多，记得吃剩一个鸡蛋，被她揣进了兜里，节俭是她一生的习惯。
我没有同她一起回来，直到第三、四天上，我才自己打听到她被关押的地方，几天的时间，没有一个部门给我一个关于母亲去向的消息。15天后，村委通知我带375元的拘留所费用领人。回来的当天，母亲又被村委看管，一天三顿饭由我们送至村委，24小时有人看管。
1月4日，母亲自己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只知道要配合政府部门说服母亲，做好母亲的“教育转化”工作。我只知道政府部门的任何宣传和做法都绝对是正确的，都不容置疑的相信着。母亲受到的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2月16日，母亲是行走在路上被“抓获”的。从这一天到她生命终止的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做错了什么？是否触犯了什么？我不知道判定是否是法轮功炼习者的依据是什么？我不知道一个60岁的老太会威胁到什么？
就在接到迟来的噩耗时，我猛然警醒，我们已了解到，母亲曾遭受过的非人的、毫无人权保障的、毫无法律和政策依据的，绝对权力导致下的毒打致死事件，是绝对的政府犯罪行为，我们在等待着符合事实的、公正的、毫无权力和政治背景的执法部门的公正执法！
此篇是陈子秀之女（非法轮功学员）写的信，续在《只因母亲是炼功人……》后面。
